42歲，放在滿是80后、90后的移動互聯網圈子里，看起來是有點奇怪，但高鵬認為，什么年齡干什么并沒有定論。這位1993年大學畢業的軟件高材生，放著研究所的“旱澇保收”不干，下海尋找自己的無限可能。搞過研發、做過外包，近幾年又趕上了移動互聯網這波大潮。“高鵬是個熱心人。”“高鵬是個實在人。”很多圈里人都這么夸他，高鵬給自己了一個角色，西安移動互聯網圈子里的“焊接工”。

每周三下午，高鵬都會出現在西安軟件園零壹廣場樓下的百怡咖啡。他來這里不是為了喝咖啡，作為一個時刻都在想著要為陜西的移動互聯網產業發展做點什么的人，他選擇了“焊接”這個工種——讓研發者和研發者借著喝咖啡的機會碰撞出點火花，然后促成合作。

現在，高鵬最希望看到的是研發者與三大運營商之間的合作。“微信普及以后，通話業務減少了，短信業務也減少了，就連114、12580這類服務熱線也逐漸被各種公共賬號所取代。運營商唯一的優勢成了‘提供帶寬’。”

即便如高鵬所說，運營商面臨著“不改變就死”的窘況，但目前仍看不到它們有很積極的行動。“現在運營商還在等，沒有人逼它們不會主動改變。但我們這些研發者不能等，所以促進一下吧。”

App收費指日可待？

抱著這種“推上一把”的心態，高鵬發起成立的西安移動互聯網聯盟已經連續舉辦了兩屆應用大賽，硬是拽著運營商也參與其中。“得讓他們知道我們行業里有許多好的產品和企業，能夠對他們的未來有所幫助。”

高鵬預測，面對業務逐漸被瓜分殆盡的危機，運營商可能會改變收費渠道。因此研發者與運營商的合作機會，就是把過去的通信費用變成App的下載費用。“首先，他們有大量的用戶群體；其次，他們有很好的收費模式。”

高鵬說，國內尚沒有形成花錢買App的氛圍，建立一個新的收費平臺，培養一種新的繳費習慣，至少需要2-3年的時間。“何必呢？大家已經習慣了給電信、移動和聯通交錢。”

按照高鵬的設想，促成這一合作不僅可以緩解運營商和研發者各自面臨的生存危機，同時也使那些淹沒在App Store中的本地化應用得以凸顯。

“新的領域里需要有泡沫”

1996年開始，高鵬拋棄了俗稱“鐵飯碗”的研究所工作，像很多人一樣趕著時髦“下海”創業。搞過研發、做過外包，冒著“弄不好還會被研究所抓回來”的風險，他也是那些被稱為“不安定因素”中的一份子。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后，高鵬開始把注意力從軟件外包轉向移動互聯網產品。他說，iPhone3剛出來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在ios平臺上做軟件。“當時在App Store上的排名比較靠前，但還是沒有賺錢。”

高鵬說，這并不奇怪。“行業現象就是有些App在一夜之間下載量很高，但很快就下去了。”用高鵬的話說，一個新的領域里需要有泡沫，也需要有探索者。

高鵬說，目前在移動互聯網創業者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技術人員，其對企業的經營也并不是純粹的商業行為。“一個成熟的研發團隊，開發、銷售、維護、市場合作等都要包括在內，要有一部分穩定的人員，還要有人愿意去接傳統的生意，即使是做全新的東西也會考慮到和很多人、很多部門的結合。”

認識到這一點之后，高鵬已經對自己的團隊作出了調整，將主業從原創應用變為項目承接，即根據客戶的實際需要開發相匹配的應用程序。“更土一些，但是也容易生存一些。”

“移動互聯網本質就是一種工具”

看似無奈之舉，卻讓高鵬從中發現了原創應用未來發展的兩個趨勢。一是微博、微信這類的大型移動互聯網應用基本已經定型，走這條路的機會越來越少；二是個性化的細分應用會越來越多，越來越細分，越來越具體。

細分到什么程度？“一個應用針對的用戶也許就是幾十萬、幾萬，甚至幾千人，以前那種很多人玩同一個App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高鵬說，近期陜西歷史博物館正計劃跟他們合作開發一款客戶端，以便于游客自助參觀時更好地了解文物的背景和概況。

“移動互聯網越來越普及，最后變成一種工具。”高鵬認為，微博、微信一類大型移動互聯網應用實際上趨同媒體的屬性，而大量的App則是不需要“炒作”的，其存在就是為了服務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你會發現手機有了很多異常的功能，鎖車、運動健身、健康檢查等等。不是替代現有的東西，而是在現有的東西上實現突破，使其超過原有的價值。”高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