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任何公司來說，反壟斷調查都是一場噩夢。90 年代的一場反壟斷調查使微軟元氣大傷。在一些人看來，這是微軟開始走下坡路的開始。這種觀點或許言過其實，不過，反壟斷調查的打擊的確對公司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在這次長達一年半的調查中，Google 是如何應對的？政治游說是否真的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Politico 網站對這次事件的幕后細節進行了深度報道，并認為 Google 的行為體現了硅谷和華盛頓關系的成熟。“科技界對于干擾性的官僚主義一直是不屑一顧的。Google 的行為預示著這個行業更加愿意改變規則而不是和執法者對抗。”

政治游說毫無疑問是重要的手段。不過，那只是 Google 許多應對手段的一種。公司動用了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以爭取自己的優勢地位。

• 與“遺產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言論自由倡導者 Eugene Wolokh、前 FTC 員工 David Balto 結盟。這些人可以在公眾中傳播對反壟斷調查的質疑。
• 董事長施密特與關鍵的立法者會面。其中的一些人后來發表了對 FTC 不利的言論、信件和聲明。（對此，FTC 主席 Leibowitz 說，Google 的游說并沒有什么效果）
• 迅速雇傭了 12 個游說公司，并通過下屬的摩托羅拉移動，對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施加影響。
• 今年 2 月，雇傭了一位共和黨人員 Susan Molinari，作為華盛頓團隊的主管。她被證明是對施密特在政治上的一個補充。在反壟斷調查期間，施密特第二次向奧巴馬政府捐款 ,并且和總統的高級助手 Jim Messina 一起出現在競選總部。
• 在反壟斷調查早期，雇傭了 FTC 在專利方面的高級專家 Suzanne Michel。

這些做法明顯起到了效果。反 Google 的公司中一位律師說，“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猜想，FTC 心生懼怕，而且力有不逮。”

知情人士認為，Google 取勝的原因是，它在華盛頓的網絡覆蓋已經超越了傳統的游說群體。FTC 前雇員、高級律師 David Balto 說，“你必須在消費者公共關系機構、學術界的思想領袖和政府中施加影響”。

Google 也設法取得了華盛頓的反壟斷精英們的支持，比如雇傭 Seton Hall 大學的教授 Marina Mao 撰寫反壟斷論文，另外，公司還間接支持了 George Mason 大學的教授 Joshua Wright 的研究。Wright 批評了 FTC 在調查 Google 上的一些行為。

在公共關系組織方面，Google 一直對“計算機和通訊工業協會”（Computer &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TechFreedom、“遺產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等組織捐款。這些組織舉辦了支持 Google 的活動。

顯然，Google 在應對反壟斷一事上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不過，在反壟斷專家看來，Google 能夠逃過這一劫，并不全是應對措施起到了效果。如果 FTC 能夠在法律方面獲得非常可靠的證據，Google 不會這樣全身而退。委員會似乎是受到了 Google 關鍵論點的影響，即競爭者只有一個鼠標點擊的距離。

紐約大學競爭法高級教授 Harry First 說，“到最后，我覺得問題在于這是一個復雜的案子。” 他說 Google 在華盛頓的全力應對并不是最有影響力的因素，“如果你是 Google，你會說，‘我手里有好多錢；我要盡全力去做；這應該不會對我不利吧，或許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