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是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為了掌控知識、“制造共識”，他會對主流媒體排擠平民發言權的做法進行批評。奇怪的是，這位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家認為我們新的數字通信是“缺乏深度的、膚淺的、會迅速消失并被人遺忘的”，并因此拒不接受這種自下而上的交際方式。我們還聽到過其他許多人對通過手機短信和微博進行交流的方式進行批評，如安德魯·基恩（Andrew Keen）和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因為他們是從思想的層面上對推特（Twitter）和手機短信進行考量的，所以這些觀點都很重要。此外，影片《喬姆斯基和公司》（Chomsky and Co.）還斷定，某種交際、思考和認知方式比另一種更優越。
當然，喬姆斯基是偶像級的左派人物。他是造詣頗深的語言學家、杰出的政治活動家，而且可能還是過去半個世紀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尤其是因為他在批評主流媒體時一直是那么尖銳。但喬姆斯基自己是否是在以犧牲那些應該被聽到的聲音為代價而“排擠”社交媒體呢？
今年3月，喬姆斯基接受了哥倫比亞特區一個“場景”博客的即席訪談。在訪談中，他對許多事情——從政治和語言學話題到棒球卡、“邪教”樂隊和維基解密網站這些更加世俗化的話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讓我關注的，是他對新的通信技術的評論——他承認自己連用都沒用過。
“手機短信、推特之類的東西是極其快捷、非常膚淺的交際方式。”他對采訪者杰夫·杰頓說，“我認為這破壞了正常的人際關系，使人際關系變得更加膚淺、缺乏深度，而且會迅速消失且被人遺忘。”喬姆斯基在去年10月接受了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網站（一家致力于呈現科技和社會的關系的網站）的采訪。在那次訪談中，他詳細地就這一點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嗯，比如，以推特為例，”他說，“它需要使用非常簡短、簡明的思維方式，傾向于進行淺嘗即止的交流，這使人們無法進行真正嚴肅認真的交流……它不是進行嚴肅認真的互動活動的媒體。”
可能我不應該對這些話語進行過于深入的解讀，但通過即興說出來的話表現出來的思想通常比我們可能想象的要真實得多。這些話更全面地表明了喬姆斯基對媒體的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話凸顯了一個更大的趨勢：第一世界中聲名顯赫的知識分子認為數字通信沒有他們更喜歡的交際方式那么有深度或有價值，因此對它不予接受。
很長時間以來（而且，我認為這段歷史通常還很可怕），喬姆斯基一直在對媒體的膚淺進行批評。和他影響深遠的著作《制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樣，他在1997年寫的論文——《主流媒體何以成為主流》（What Makes the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也是一篇經典之作。他的論據是，少數人控制著媒體內容，并誘使人們相信他們本來不相信的東西——這肯定不是膚淺的。
當然，由于新的媒體環境社交性更強、人們參與度更高，曾經被喬姆斯基攻擊過的至上而下的媒體如今常被認為處于“危機”之中。一些技術空想家表示，這一趨勢讓普羅大眾擁有了發言權，并引發了波及全球各地的社會革命。而反技術的鼓吹者則認為，社交媒體不過是另一種盤剝人們的方式，它打著讓人們當家做主的旗號，并且得到了風險資本的資助。但在喬姆斯基的內心世界里，這場重大的論戰的地位卻被這樣的觀點給削弱了：基于數字媒體的通信方式本身就是“膚淺的”。
公平地說，這不是喬姆斯基的專業范圍，他的觀點不過是眾多抱怨數字媒體缺乏深度的聲音之一——不管是在吉恩的《非專業媒體的信徒》（Cult of the Amateur）和卡爾的《淺薄：互聯網毒化了我們的大腦》（The Shallows）中，或是在像《紐約時報》本期關于數字圖書的專題討論會中，包括卡爾在內的參與者都聲稱數字媒體是膚淺的。接著就有了所有那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人，他們會覺得發微博和發短信毫無意義而對其不屑一顧。
斷言某些交際和認知風格不嚴肅、不值得持續關注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它類似于說涂鴉不是藝術、說唱不是音樂。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或帕特里夏·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等人在他們的著作中對知識學習（也稱認識論）進行了充分的闡釋，并給人以啟迪。他們在書中闡明了不那么正確、不那么有深度或不那么重要的認知方式是如何退出歷史舞臺或被改進的。
而這就是它變得比喬姆斯基似乎認識到的更有趣的地方。
一些群體會比另一些群體更多地使用數字通信。發短信和發微博之類的事情，并不像一些人臆斷的那樣，僅僅是富家子弟和知識工作者所做的事。皮尤“互聯網和美國生活計劃”實施的研究表明，與白人相比，非白人更可能上網、用手機打電話進行交流和發送短信。這一趨勢在全球范圍內可能正在減弱。這項研究及在其他地方進行的研究表明，這些所謂的膚淺的交際方式恰恰正是第三世界的人們使用互聯網并在網上進行互動的方式。
與我一同在Cyborgology上發表文章的P.J.雷（P.J. Rey）說：“在許多情況下，因歷史原因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已經在使用社交媒體技術尋找以前將他們拒之門外的機會。對于這些人來說，社交媒體幾乎不會是沒有價值的。”
這并不是說，社交媒體在阿拉伯之春或當前波及全球的占領抗議活動所起的工具性作用無關緊要。正如我在別的地方寫的那樣，新的交際方式之所以便捷，部分是因為使用了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它們讓抗議者掌握了話語權，使他們擁有了關注者。在某種程度說（我們也可以討論它的“度”），社交媒體使群眾能夠“制造分歧”。
喬姆斯基——甚至所有的人——都應該記住：當他為自己的交際形式（紙質書和期刊論文）辯護而聲稱寫微博（或發短信）沒有深度時，他無疑是在暗示，非白人和第三世界的人們在交際方面天生就比白人和第一世界的人們更缺乏深度。對于社交媒體的真實情況，他知道的似乎并不夠多，也因此無法將其用于檢驗自己的假設。
實際上，在快捷的社交媒體是否本身就沒有其他媒體那么有深度這一論題上，正方和反方都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的，任何個人所發的微博都可能空洞無物，但當發自埃及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這樣的政治沖突前沿陣地、加沙（Gaza）這樣的交戰地帶或由一批經過精挑細選的思想者所寫的一系列微博將人們的訴求匯聚在一起時，那就肯定不是膚淺的了。社交媒體就像廣播電臺：一切都取決于你如何收聽其內容。
不過，即使我們假定喬姆斯基、卡爾和其他人的觀點是正確的：社交媒體沒那么有深度、即時性更強，那么就會出現這樣的重要問題：即時數字通信沒那么真實嗎？沒那么值得去做嗎？沒那么有價值嗎？沒那么具有語言創造性嗎？更不能產生預期的政治效果嗎？
喬姆斯基是一位在政治上積極向上的語言學家，他應該更加了解語言衍生的新形式，而不是以這些新形式是“膚淺的”為由而對其不屑一顧。這種理由——不管是他說的還是別人說的——存在將那些主要使用這一方式進行交際的人貶低為“其他人”的風險。福柯指出：任何對知識的訴求都是對權力的訴求。我們現在可以問喬姆斯基一個問題：當數字通信因深度不夠而被取締時，誰將從中受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