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創造了Napster，你是肖恩·帕克？”在電影《社交網絡》中，Facebook首任總裁如此登場，

　　對于大多數沒有親歷互聯網泡沫破滅時代的年輕一代而言，別說肖恩·帕克，曾經單槍匹馬掀翻全球唱片業的Napster都早就被遺忘了。

　　可正是肖恩·帕克引導了Facebook從車庫式開發到公司化運營的轉型，還將早期互聯網程序員那種舍我其誰的精神傳統，傳遞給了馬克·扎克伯格。

　　另一個Facebook的精神導師則是馬克·安德森，這位網景瀏覽器之父，現在是Facebook董事會成員，更是“硅谷”眾多與社交關系相關創業項目的天使投資人，Twitter、Foursquare、Rockmelt，他幾乎參與到所有熱門社交架構的創造之中，在他看來，構筑社交網絡的新一代創業者，將2000年之前互聯網疆界的大無畏精神帶了回來。而馬克·扎克伯格和Facebook，能夠從眾多的社交網絡中遙遙領先，并且憑借這種人多勢眾的社交規模效應，向Google所代表的上一代互聯網巨頭發起挑戰，除了商業和技術的內在規律外，肖恩·帕克和馬克·安德森等前輩所篤信的互聯網精神，打破舊秩序的創造主義精神訴求，鼓舞人心的用戶參與創造機制，才是以Facebook為首的社交互聯網模式能夠快速崛起的動力源泉。

　　網頁與網頁之間的聯系，不再是簡單的代碼“連接”，而是兩個不同關系人對于同一網頁的共同“喜愛”。自媒體不再是Web2.0的唯一模式，150的巴頓數和六度關系理論，在社交網絡架構下得到了充分釋放。人的要素，前所未有地被放大了，這種放大，對應著2000年以前雅虎時代的網絡管理員至上，對應著2005年Google橫掃的機器算法至上。盡管Facebook并非無懈可擊，每個人的所有真實想法，并不可能完全被移植記錄到社交網絡之上，并且過度的信息透明，徹底模糊了個人空間與公共空間之間的物理界限。但是社交網絡依舊充滿活力，這種活力來自于先天性的降低信息噪音，來自于毫不設防的新一代人生觀與現實世界的有限隱私認同，來自新社交關系下的不對稱權利關系重寫。

　　有人將自己的Facebook頁面稱之為個人互聯網駕照。甚至一些人將自己的Facebook地址和Twitter賬號，與電話和郵箱一起，并列印在名片上，這恰恰是Facebook超越于其他社交網站的關鍵。馬克·扎克伯格的野心絕不是做一個只用來發布廣告盈利的網站，而是一個關系平臺，一個近似操作系統的界面平臺，并且為第三方開發者預留了充足的發揮空間。就如同蘋果公司在iPhone和iPad上已經豐收的開放模式一樣，全球獨立程序員們遲早趨利化地幫助Facebook添磚加瓦。這種從社交網站到第三方開發者，再到最終每個社交網絡使用者的分層模式，必將重寫全球互聯網已有的權力結構與生態關系，重新梳理后的社交關系將伴生出新的社交交易。

　　孤獨時代的表演者

　　馬克·扎克伯格也許是一個社交障礙者，但他的發明深深觸動了人類最基本的一個欲望——連接。在這個廣漠的世界里，每個人都是一個孤獨的個體，只有通過他者的目光，才能確認自我的存在。只有從與他者的連接中，才能獲得關于自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無論Facebook還是Twitter，它能吸引上百萬甚至數億人眾的原因，正是它們無限連接的可能性。

　　記者◎陳賽

　　名片，還是面具？

　　根據《社交網絡》的詮釋，Facebook不是天才的發明，而是匱乏的補償。當馬克·扎克伯格發現，他進不去舊世界的殿堂，于是創造了一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他是秩序的創造者，因此擁有最高的身份。

　　無論這種解讀是否一廂情愿，Facebook的發明者的確不是一個長袖善舞的人。根據《紐約客》的描述，他聰明、自負、沉默，不喜說話，沒什么朋友，但有很強的控制欲。

　　作為他的發明，Facebook不可避免地內嵌了他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

　　你的情感狀態是什么樣的？(選擇一個)

　　你有人生嗎？(貼一張照片)

　　你喜歡什么？(你的選項包括電影、音樂、書、電視，但不包括建筑、思想，植物)

　　不難看出，這是一個孤獨輕狂的年輕人向世界呈現自我的方式——你的照片被擺在整個頁面最顯著的位置，你在隨時廣播自己最新的狀態，朋友們在談論關于你的種種細節，你的相冊里還有數不清的照片。你的朋友數量，你的審美趣味(喜歡的音樂、電影、電視劇)、消費偏好(購買的商品)，你加入的小組，都代表你的身份。

　　對許多人來說，Facebook的確是一個能激發某種身份想象的符號，比如酷、極客、良好教育、中產階級、世界公民等等。2008 年，Facebook推出一個叫Face Connect的服務，用戶可以用Facebook賬號登陸第三方網站、游戲系統和移動設備。這相當于給你一張虛擬空間的身份證，它比你現實生活中的身份證所能提供的信息更加完整、私密，甚至可能更有效。無論你鏈接到哪里，你的名字、你的朋友、你的審美趣味、消費偏好都會跟著你。當然，廣告商也會跟著你。

　　以前，虛擬身份通常意味著現實世界之外的身份，是非真實的。尤其對年輕人來說，虛擬空間的很大一部分樂趣就在于可以對自己的身份進行試驗。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曾經提出青春期的“遲滯時期”，在這段時間內，年輕人的身體、智力、性征都已經發育成熟，但還不具備踏入社會所需要的責任感。他們無意完成學業，不愿選擇固定的職業，也不認真研究適應社會生活所必需的知識，而是熱衷于試驗人生的各種可能性，愛上某個人，不愛某個人，時而內向，時而外向，甚至嘗試不同的身份和性別角色。

　　但是，假面舞會終歸是一場短暫的狂歡，人最關心、最感興趣的，仍然是真實世界里的自我。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人們在Facebook上更傾向于呈現一個真實的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裝飾。但是，因為這些信息同時也是展示給別人看的，不可能不帶一點兒表演的性質。

　　20世紀50年代，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曾經提出，人生就是一場表演。在人際交往的不同環節，我們都在根據當下的語境或關系的本質扮演某個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要給別人留下特殊的印象。現在，我們生命中不同層面的人(社會、家庭、職業)越來越多地聚集在同一個網絡空間，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同時扮演各種不同的身份與角色。

　　比起身份證，社交網絡可能更像一張面具，一旦戴上，就很難摘下，它有改變人心智的力量。

　　我一直自認為是一個內向、謹慎、注重隱私的人。在使用了半年的“微博”之后，我仍然無法忍受把自己的照片放到一個公共空間里。但比起過去，我發現自己對隱私的標準降低了。自戀的情緒在滋長，“粉絲”數的增加會讓我的虛榮心得到滿足。

　　去年底，我在大理旅行，在洱海邊的一家咖啡館里曬太陽，看著冬天的湖面波光瀲滟，一只狗在腳邊睡覺，那種感覺非常美好。我卻有一種強烈的沖動想要發一段“微博”，可惜咖啡館里沒有網絡。那種失落感讓我很困惑。有什么必要呢？如果我享受大理的陽光，享受就是了，為什么一定要發“微博”呢？

　　這是一個記者記錄生活的習慣？如果要記錄，寫在紙上就行了。那么，是與朋友分享美妙瞬間的心情？分享生活中一些瑣碎的私人觀察、瞬間感受，的確是友誼的一部分，但當時我心里并沒有裝著哪個具體的朋友。最后，我意識到，也許發“微博”的欲望根本無關我當時的心情或感受，我只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期待一種連接和回應罷了。或許真如美國學者威廉·德雷謝維奇在一篇名為《獨處的終結》的文章中所說的，現代人每時每刻都生活在與他人的關系中，“獨處”在這個時代已經變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愛默生說，“獨處”對天才來說是嚴厲的朋友。一個激勵和帶領同胞前進的人必須要避免隨波逐流，避免在日常的、陳舊不堪的觀點羈絆內生活、呼吸、閱讀、寫作。一個人必須保護自己免受智慧和道德共識的沖擊，尤其是在青年時期。

　　現在的年輕人，他們從不渴望孤獨，從未聽說過，更無法想象它的價值。他們心中只有“連接”。但是，一個人得多孤獨，才會接受Facebook的價值觀——根據Facebook朋友的推薦，來讀謀篇文章，聽某段音樂，看某段視頻，光顧某家比薩店、電影院。即使在小超市里買個尿不濕，也要先看看你的朋友買了什么。無論你走到哪里，都隨身帶上你的朋友，你的人際關系？

　　連接的價值

　　從理論上來說，Facebook這種工具特別適合三種人。一種是技術宅，也許社交障礙程度不同，但對他們來說，以網絡為媒介的交流要比真實世界的交流簡單多了。另一種是自戀者，善于自我建構，熱愛公眾表演。還有一種是專業的連接者，比如記者、推銷員、公關，完全出于職業的需求。詩人迪倫·托馬斯曾調侃說：“如果你要成為出色的新聞記者，你必須在適當的圈子中為別人所熟知。你應該成為在太平間里仍然討人喜歡的人。”

　　但真實情況是，全世界5億多人加入了這個網絡，其中有28%是34歲以上的成年人。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效率最高的一次人口聚合。每個月Facebook的用戶會上傳 10億張照片和 1000萬個視頻；每周超過 10億條關于網站鏈接、新聞報道、博客文章以及照片；迄今有超過4500萬個用戶小組活躍在這個網站上；每個月有250萬個以上的事件或活動成為現實。

　　馬克·扎克伯格也許是一個社交障礙者，但他的發明深深觸動了人類最基本的一個欲望——連接。在這個廣漠的世界里，每個人都是一個孤獨的個體，只有通過他者的目光，才能確認自我的存在。只有從與他者的連接中，才能獲得關于自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無論Facebook還是Twitter，它能吸引上百萬甚至數億人眾的原因，正是它們無限連接的可能性。

　　從功利的角度來說，連接是一種獲取社會資本的手段。1995年，社會學家羅伯特·蒲特南(Robert Putnam)在著名的《單獨打保齡球：美國社會的崩潰與復興》一書中第一次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即從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中獲取的資源，這種資源可能包括實際的權力、財富，也可能是聲譽、人緣、口碑。高質量的社會資本對應于一種互惠、依賴的人際關系。

　　最簡單的例子是，互聯網上每一次傳播工具的更迭，都會從平民中產生一批新的意見領袖。他們在某些話題或事務上的影響力可能超過了現實中的名人政要。這種影響力大部分時候停留在虛擬世界里，但有時候也會被兌換為現實中的好處。

　　25歲的美國女孩凱特·米勒是一名會計師。去年感恩節，她在拉斯維加斯度假期間，在Twitter上發了幾張自己當時住的酒店照片。不久，她收到一封邀請信，請她參加紐約的一個極其奢華的時尚派對。活動主辦方是拉斯維加斯的一個酒店聯盟，她被認為在她的社交圈里擁有高度影響力。

　　這樣的故事很多。在Blog時代，一個現實生活中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也可以通過學識、見解、興趣，而在某一領域獲得獨樹一幟的影響力。但 Facebook和Twitter的不同之處在于，這種“影響力”第一次變得可計算。現在，美國有好幾家網站都提供所謂“個人網絡影響力”的評估，其中以 Klout最為著名。只要在這個網站上輸入你的Facebook、Twitter或LinkedIn賬戶，就能得到一個介于1到100之間的社交影響力數字。這個數字是Klout根據一套復雜的語義分析與排名算法算出來的，包含35個不同的變量。不久前，他們與維珍美國航空公司合作，Klout分數最高的人可以得到免費機票，更使人趨之若鶩。但Klout分數變動太大，準確性很可質疑。有些人為了提高自己的分數，竟采取“一夜情”的策略——一次性地在 Twitter上關注很多人，在得到相應的關注之后，第二天就立刻拋棄他們。花錢買也很合算，在eBay上，53美元可以買到5500個新“粉絲”。

　　無論Facebook還是Twitter，都是由“弱關系”組建起來的網絡。你在Facebook上的親密朋友很少超過6個，絕大多數是“相識的熟人”，或者“朋友的朋友”，而你在Twitter上關注的，或者關注你的，絕大部分是陌生人。

　　與“弱關系”相對的概念是“強關系”，指有很強的情感因素維系著的人際關系，比如親緣關系。這兩個概念是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首先提出的。他認為，在大的社會背景下，關系松散的社會網絡和弱關系不僅對信息的傳播和提高社會的凝聚力來說至關重要，而且也有助于個人目標的實現。比如一個泛泛之交比你的親密朋友更可能為你提供一個有用的工作信息，因為這些人的活動圈子與你不同，比你更容易獲得不同的信息。另外，在尋找新的知識、創意或者專家時，弱關系也往往比強關系更有用，效率更高。

　　也許，我們與這些弱關系人群之間的溝通的確是膚淺的，但如果懂得善加利用，一個龐大、異質的社交網絡會給你的人生帶來許多新的信息和機會。一個美國朋友告訴我，她通過Twitter找到了幾個她仰慕已久的作家和音樂家，并且真的與他們建立了聯系，成了真實生活中的朋友。她說，經過明智的尋找與梳理，Twitter的信息流可以像一個爐火邊的家庭聚會一樣妙趣橫生，偶爾一個陌生人的加入，也別有一番趣味。

　　不過，必須警惕的是，與現實生活中不同，網絡上的連接是通過信息的共享實現的。與好友一起喝一壺好酒，與在Twitter上看他的酒評是兩回事。與好友一起看一場電影與在Facebook上看他的影評是兩回事。當你想到一個真正的朋友，你腦海里浮現的絕不只是他的寵物的名字，或者他喜愛的樂隊列表，而是他的音容笑貌，你們一起經歷過的事情。為了真正了解一個朋友，你必須花一段長的時間，傾聽關于他的完整的故事，他的過去，他的現在，他的未來……

　　虛擬現實的先鋒人物杰倫·拉尼爾在《你不是一個器物》中寫道，計算機的語言中沒有一個“人”字。一旦信息取代體驗，人就不可避免地變成網絡上的一組數據，她/他的個性、友誼、敏感性都會萎縮。不久前，《紐約雜志》有一篇報道說，如今男人們因為看了太多的網絡色情視頻，他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做愛了。

　　從情感的角度來說，一旦我們在“弱關系”上耗費太多時間，對“強關系”的疏遠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今天有人再拍《老友記》和《欲望都市》，羅斯和錢德勒們也許會在對方的Facebook墻上亂涂亂畫，而不是整天在咖啡館里混著。凱瑞和她的女友們會在Facebook上更新狀態，即使她們找到一起吃頓飯的時間，也會不斷地被黑莓上的短信打斷。

　　不過，并非一切都是技術的錯。畢竟，Facebook和Twitter創造的只是“連接”本身。至于連接所承載的信息內容，連接所允許的友誼質量，終歸取決于你自己。

　　馬克·扎克伯格——“人類2.0”造物主和他的社交理想國

　　如果Facebook用戶們選擇成立一個國家，那么它擁有全球1/12的人口，僅次于中國與印度。每天，全球5.5億用戶操著75種不同的語言在Facebook上瀏覽、評價、分享，全球用戶每月耗費在這個社交網站上的時間高達7000億分鐘。而隱藏在幕后掌控這一切的，就是馬克·扎克伯格。這位不滿27歲，被譽為“人類2.0時代”的造物主，徹底改變了互聯網時代全球社交聯系方式。

　　主筆◎朱步沖

　　天才，而非怪胎

　　按照某種精神分析論的說法，推動Facebook這項偉業的最終動力就是扎克伯格內心關于外向接觸本能受挫的焦慮——否則如何解釋一個寡言少語的哈佛二年級編程狂人能夠準確地抓住后工業時代人類疏離隔絕，渴望交流與情感共鳴的需求？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所言，整個網絡文化“既是一張地圖，同時又是一個癥候：它不僅投射出全球未來的圖景，這個圖景往往只是現在各種傾向的擴大。它還通過自身形式表達了那個現在的結構”。換句話說，扎克伯格手中的權力并不僅僅來自龐大的用戶群和廣告收入，而是成為某種信仰的聯系：“Facebook的貢獻在于幫助我們與那些愿意聯系的人共享一切。”

　　《紐約書評》文化批評專欄作家、英國小說家扎迪·史密斯對本刊記者說，“聯系就是目標，其手段、其內容以及通過其最終形成的社會關系都變得無關緊要。”通過去年10月上映、由好萊塢著名導演大衛·芬奇執導的影片《社交網絡》和成為2010年度《時代》周刊封面人物，扎克伯格從一名深居簡出的硅谷新極客大亨變成了某種超級文化英雄。他身高并不出眾，只有5英尺8英寸(1.73米)，身材纖細，布滿雀斑的狹長臉蛋上長著一個羅馬人式的高鼻子，一雙絲毫看不出情感波動的淺藍色眼睛和一頭亂蓬蓬的棕色卷發。與電影《社交網絡》中描寫得一樣，他喜歡穿寬松的短褲搭配涼鞋，上身總是穿一件GAP套頭衫。

　　然而，在達斯汀·莫斯科維茨和克里斯·休斯等大學室友以及Facebook創立合伙人看來，扎克伯格并非一個患有社交恐懼癥的怪胎，只是他的談話方式獨樹一幟：其最終訴求和電腦程序一樣，盡可能迅速有效地傳遞信息，而非某種旨在聯絡感情的消遣。“進入談話，馬克就會像機關槍一樣，又快又密，專注于某個目標，然而一旦他感覺信息傳輸告一段落，就會突然陷入沉默。反過來，如果你的觀點不夠犀利，不夠有說服性，他會習慣性地抿起嘴唇，將視線轉移到遠方某個不可預知的點，從而使得他的表情看起來像一位睥睨天下的羅馬君主。”Facebook集電子郵件、即時通訊與短信于一體的Messages服務項目負責人安德魯·波思沃斯回憶說。2003年，他曾在哈佛大學開設過一門人工智能發展趨勢的課程，而扎克伯格剛好是其班上的學生：“馬克并不是故作傲慢或者粗魯，他只是試圖通知你，談話已經不是對這段寶貴時間的最佳利用方式了。”

　　確實，自幼年開始，扎克伯格就不是個“怪胎型”天才少年。1984年他出生在紐約州多布斯費里，父親愛德是一名開業牙醫，馬克是個精力旺盛而執拗的孩子。“如果你想說服他，別的孩子也許只需要一個斬釘截鐵的No，可扎克需要我們列舉出一堆詳盡的事實、理由，甚至親身經歷才肯勉強就范，我想，他也許以后會當個百勝律師。”愛德回憶說。除此之外，馬克還對惡作劇樂此不疲，他和姐姐蘭迪——現今的Facebook市場營銷與社會慈善事業主管，在 2000年元旦午夜零點切斷了家里的電閘，弄得愛德以為是“千年蟲”病毒作祟。他們還曾認真地制作了一部《星球大戰》“粉絲”自拍電影，還沒有變聲的馬克扮演天行者盧克，兩個妹妹被逼套上紙箱和廢塑膠板制成的道具外殼，充當機器人C-3PO和R2D2。

　　與天行者盧克抑或阿納金一樣，馬克很早就顯示出對于計算機編程以及人工智能的熱情與天賦，他的首部電腦是10歲時的生日禮物：一臺奔騰 486DX，只能運行Windows3.1，愛德還特地聘請了一位名叫大衛·紐曼的計算機軟件工程師充當扎克的家庭電腦教師。在12歲那一年，馬克自行建構了一個家庭局域網，命名為Zucknet。他熱衷于編寫游戲程序，曾成功地將熱門桌游《強手》和《大戰役》電腦化。在進入精英云集、畢業生遍布常青藤名校的新罕布什爾州的菲利普艾克薩特高中后，扎克伯格還選修了拉丁文，迷上了擊劍，同時和朋友研發了一款名為“Synapse”的MP3播放器插件，它能夠 “分析”使用者的偏好并且生成定制播放列表。美國在線AOL和微軟都試圖以高價購買Synapse的版權，后者甚至為馬克開出了200萬美元的年薪，但最終都被這個毛頭小子拒絕——他已經把進入哈佛當做了不容更改的目標。

　　“在我個人看來，和蓋茨、喬布斯等硅谷前輩巨擘相比，在扎克伯格身上能發現許多有趣的共同點——清心寡欲，堅信憑借自己的才華能夠只手改變整個 IT行業，進而影響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計算機工程師、VPL編程語言的發明者、被譽為互聯網時代先知之一、曾入選《時代》周刊影響力人物榜的杰倫·蘭尼爾對本刊記者說，“但是根據我個人的交往經歷，馬克確實有時很傲慢，很自我，但跟同年齡的蓋茨和史蒂夫相比，完全就是小巫見大巫。”

　　真實的馬克·扎克伯格和他一手創建的網站一樣，井井有條而無趣，敏銳但乏味，追求進步卻沒有任何明顯的意識形態訴求。他自己的Facebook 主頁興趣欄上寫著：極簡主義，革新，消除欲望。聽起來反而像秉承了來自古希臘城邦時代斯多葛學派的智慧與主張。對此，扎克伯格本人的解釋是：“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佛教氣質，但短期，毫不重要的物質誘惑常常會使人分心，對不對？我所說的去除欲望，就是希望能夠免受這些東西的干擾。”

　　確實，扎克伯格對于金錢的漠不關心似乎已經達到了病態的程度，盡管身家已經接近70億美元，他和相處7年的女友普萊西亞·陳仍然租住在距離公司不遠的一家公寓里，開著一輛黑色的Acura TSX，最近兩年最大的業余愛好是學中文。和其他極端自戀的硅谷大亨不同，扎克伯格在慷慨之余還有自嘲的幽默感：在電影《社交網絡》公映后，他向新澤西州紐瓦克的公立教育系統捐贈1億美元，還自掏腰包租賃了幾家影院，組織Facebook全體員工觀看，完事后還給自己來了一杯蘋果馬提尼——影片中那個馬克鐘愛的飲料。“有趣的是，電影的細節考據做得挺棒，主角身上每件T恤都能在我自己的衣柜里找到。”扎克伯格表示，“但他們忽略了一個大問題：他們覺得促使我創建Facebook的動力是一些明確的誘因，比如‘把妹’，或者進入某個哈佛秘密社團，但實際上，創建Facebook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它是件偉大并且值得為之付出的事情。”

　　一場即興惡作劇

　　這件“偉大而值得為之付出的事情”，起源大概在2003年9月。當時身為哈佛“大二”學生的扎克伯格把大部分業余時間都花在了那塊放在柯克蘭學生公寓H33號房門廳里的白板上，板子上很快就寫滿了各種眼花繚亂的方程和符號，被各種扭來扭去、顏色不同的記號筆連線聯在一起。一周后，扎克伯格的作品 “課程搭配”(Course Match)宣布上線，這個網站的目的是幫助就讀于哈佛的學生們，根據別人的選課來確定自己的選擇。和其他大學男生一樣，扎克伯格過著快節奏而雜亂無章的生活，空的啤酒和紅牛功能飲料罐子在電腦旁堆積如山。在他的影響下，主修歷史文學的室友克里斯·休斯和主修經濟學的達斯汀·莫斯科維茨都開始熱衷于談論編程和互聯網。

　　在“課程搭配”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熱烈反應和歡迎后，扎克伯格和他的室友們于10月推出了在線照片排名網站Facemash。和電影《社交網絡》中關于這一事件的情節一樣，扎克伯格一邊利用黑客技術獲取了哈佛大學12間學生公寓中9間住宿生的全部數碼注冊照，一邊在博客上及時更新自己的最新進展。盡管校報《哈佛深紅報》將其斥為“迎合哈佛學子最低俗的風氣”以及“野蠻編程”，兩個校內女性團體、拉丁美洲女子問題組織和哈佛非裔女子協會也表示了抗議，而哈佛校內計算機服務部更是在當晚22點半左右關閉了馬克的惡作劇網站，然而它已經取得了爆炸性的影響：在存在的幾小時內，已經有440名哈佛校內學生用戶瀏覽了Facemash，并留下了2.2萬次網絡投票紀錄，馬克那臺作為網站服務器的手提筆記本電腦也因網絡流量過大而宣布宕機。

　　有趣的是，校賽艇隊槳手卡梅倫與泰勒·溫克沃斯兄弟這三名哈佛“大四”學生和他們的朋友迪夫亞·納倫德拉在《哈佛深紅報》上讀到了關于馬克惡作劇的報道，認為應把這個惹是生非的二年級刺兒頭編程天才拉進自己的隊伍里。溫克沃斯兄弟和納倫德拉正在推敲建立一個名為“哈佛聯誼會”的校內約會與交友網站，對于出身名門的溫克沃斯兄弟來說，這應該是一筆好買賣——有什么能比承諾一個熱衷于編程和網絡的電腦呆子擁有令人艷羨的哈佛高端社交生活，有機會約到那些從不涉足計算機實驗室的女孩子更具備誘惑性？然而扎克伯格的野心顯然不僅于此，Facemash的成功，使他堅信，這是一場網絡社交革命的前奏：既然對于在網絡上瀏覽身邊同學的信息并與其他人分享能夠令整個校園如癡如狂，那么建立一個能夠包含更多可見信息，同時可以供用戶分享、查看的網站無疑是一種更令人激動的服務——與Myspace、Friendfinder等傳統社交網站不同的是，用戶必須以真實身份注冊，在發出的邀請得到對方確認后才能與之聯絡并共享一切——它將是你現實中人際關系圖的網絡映射。

　　無論如何，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里，扎克伯格和溫克沃斯兄弟、納倫德拉互發了52封電子郵件，并不斷地電話聯系。從表面上看，馬克的每封郵件都像是工作進度報告，一開始他宣稱“大部分編碼工作已完成，每件事情都進展順利”。但很快，馬克就抱怨自己無法從課堂編程項目和論文中脫身，最終又表示對網站 “是否有足夠完善的功能性以及吸引到使其正常運轉的人氣”感到懷疑。根據某種陰謀論，正是在這兩個月中，扎克伯格正在他位于柯克蘭學生公寓H33的房間里日以繼夜地為自己的新網站編寫程序，曾經在哈佛猶太籍學生聯誼會上與馬克有一面之緣的愛德華多·薩維林也加入到馬克的秘密項目中來。

　　出身富裕的薩維林在大學一年級時就利用自己精通的氣象學知識準確地預測了幾次颶風，從而在石油期貨交易中賺來了30萬美元，他還即將被哈佛大學歷史最悠久、門檻最高的秘密社團“鳳凰社”吸納為新會員。利用自己敏銳的商業嗅覺，薩維林感到在無數試圖窩在學校宿舍里從事IT創業的同學中，沒有一個方案能像扎克伯格那樣簡單、迷人、獨特。2004年1月11日，扎克伯格向域名公司Register.com支付了35美元，注冊了 thefacebook.com一年的域名使用權，這個靈感來自Facemash，以及許多哈佛學生要求將新生花名冊照片集(Facebook)電子化的呼聲浪潮。為了獲取租賃服務器等其他可能開支，馬克向薩維林提出由后者提供1000美元的初始運轉資金，作為回報，公司的利潤將在馬克和薩維林之間七三分賬，后者還將出任未來公司的首席財務官。很明顯，馬克的目的不在于讓自己的程序成為自己晉身諸如鳳凰社和終極俱樂部等組織的敲門磚，而是讓 Facebook本身就成為一個全新的網絡——“終極俱樂部”，而在這個世界里，他自己將是最高統治者和規則制定人。

　　2004年2月4日下午，扎克伯格點擊了自己在Manage.com的賬戶鏈接，宣布Facebook正式啟動，他親自設計的主頁面沒有花哨炫目或者令人反感的噱頭，基本界面顏色之所以選擇簡潔的藍白雙色，是由于馬克患有紅綠色選擇性色盲癥。扎克伯格為自己申請了序號從1號到4號4個登陸賬戶，5號到7號分別為室友休斯、莫斯科維茨和薩維林。根據薩維林的建議，注冊邀請電子郵件被群發到了柯克蘭宿舍全部住宿學生和鳳凰社成員的郵箱里，4天之內，就有將近900名哈佛學生注冊，很明顯，它的成功之處在于將充斥著青春期荷爾蒙的校園生活完全“擬真”，用戶需要公布自己的感情狀態(單身，或者長期固定伴侶)，說明自己的選修課程，在閱讀、電影和音樂方面的偏好，性格乃至感興趣的異性種類，甚至包括虛擬的惡作劇式身體接觸——用戶可以通過點擊鼠標 “捅一下”其他用戶。

　　放在柯克蘭學生公寓H33室的那塊白板現如今已經被馬克用來繪制Facebook增長數據的表格和圖示——內容主要是每日新增用戶數量和應當新增的服務內容。很快，Facebook就沖出了哈佛，2月底，它分別向鄰近的哥倫比亞與斯坦福大學開放注冊；馬克正式確定了這個四人創業小組的分工：莫斯科維茨負責編程，休斯擔任宣傳總監，薩維林負責營銷。4月，當Facebook已經推廣至所有常青藤學校，注冊用戶突破3萬人時，薩維林說服扎克伯格在自己的家鄉佛羅里達成立了一家有限責任公司——6月，薩維林自掏腰包在銀行里開設了一個賬戶，存入了1.8萬美元作為企業營運資金。他們正式上路了。

　　加州之夢

　　這一年6月，扎克伯格開始推敲把整個Facebook小團隊從哈佛“搬遷”到加州帕洛阿爾托市，為此他特地在Craigslist.com上租賃了一套擁有4個臥室的寓所。決定前往加州的原因很多：首先，與他合作的哈佛二年級編程天才安德魯·麥克科倫暑假會在位于該市附近的電子藝界總部(EA) 實習，此外，隨后加入、為Facebook編寫添加新學校用戶程序的加州理工大學學生亞當·德安杰羅可以頻繁地和團隊會合，解決各種問題。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那里是美國IT人工智能技術的圣地。薩維林則暫時離開了團隊前往紐約，在與其父親有來往的一家投資公司實習，順便為Facebook爭取更多的廣告業務和潛在投資。正是在帕洛阿爾托，馬克遇到了另一個對Facebook的前途影響巨大的人。

　　24歲的肖恩·帕克和馬克以及他的小團體不同，他已經通過Napster和Plaxo兩款免費軟件在硅谷獲取了一個超級英雄以及壞小子的名聲 ——然而許諾中源源不斷的現金流始終沒有到來。他身材修長，留著時髦的金色長卷發，喜好夜店、派對和搖滾樂；身上的行頭也都來自阿瑪尼、普拉達和 DKNY。當由于“行為不端”而被神通廣大的紅杉基金合伙人邁克爾·莫瑞茨“踢”出自己一手創辦的公司后，帕克就一直在搜尋自己的下一個Napster或者Plaxo，以圖東山再起。

　　于是在那個2004年6月炎熱的下午，正當帕克吃力地從自己的白色寶馬5系SUV上把裝滿個人什物的箱子搬下車，準備在女友的居所暫住一段的時候，恰逢馬克一群人穿著帽衫和牛仔褲，正從雜貨店返回他們位于詹尼弗路819號的新家，而那里距離此處不過一個街區。兩個月前，帕克和馬克在紐約的一次晚宴中首次相見。在硅谷人脈豐富，消息靈通的帕克滔滔不絕地向馬克介紹過社交網站的美妙前景：2003年，4家剛剛成立的社交網站，Friendster、 LinkedIn、Spoke和Tribe一共獲得了36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帕克身上結合的投資嗅覺和管理天賦，以及藝術氣質的沖動與激情使得馬克認定，這個“做生意的外行人”不僅和自己非常合拍，而且對于Facebook而言是個不可或缺的人物。從9月開始，被扎克伯格許以公司“總裁”頭銜的帕克，就帶著自己的行囊住進了詹尼弗路819號。

　　馬克和他的手下每天過著一種紊亂而高效的生活：每個人都起得很晚，居所的餐廳就是辦公室和實驗室，地板上扔滿了空比薩盒、啤酒罐和電腦空紙箱，每人都鴉雀無聲地坐在自己的手提電腦旁，談話也被網絡即時通訊工具取代。因為扎克伯格和莫斯科維茨這樣的編程狂人一旦開始撰寫代碼，就進入某種被硅谷人稱為“連線中”的入神狀態。有時，扎克伯格也會表現得像一名強橫自大的海盜船長，在思考陷入困頓時，從到處堆放的行李里拔出自己高中擊劍課用過的練習劍到處舞動。在閑暇時刻，幾個人就依靠啤酒、Xbox360游戲和本·斯蒂勒的喜劇電影打發時間。有趣的是，只有身為總裁的帕克年滿21歲，所以必須承擔起去超市買酒的重任。扎克伯格甚至還想出了一個集瘋狂派對和公司營銷于一體的絕妙點子，就是借助Facebook宣布在暑期舉辦一項全美高校“Beirut”大賽，這項美國大學中盛行的極限挑戰游戲，現如今借助電影《社交網絡》變得更為流行，規則就是每個參賽者必須在編程或者進行黑客破解的同時，不間斷地喝下啤酒或烈酒，不勝酒力或者無法完成競賽任務的選手都被視為失敗，還要被罰飲。馬克宣布，最終決賽將在詹尼弗路819號進行，雖然這一號召在各高校管理層的干預下宣告流產，但卻為Facebook賺取了更多的聲譽和關注度：對于大學生用戶來說，一家“酷”的公司總是值得選擇的。

　　盡管團隊成員還保持著大學宿舍時代的作息和風氣，但扎克伯格清楚地察覺到，自己和公司都必須變得更加成熟，以應付急劇發展所帶來的各種復雜問題。Facebook早期獲得巨大成功的關鍵就在于扎克伯格選擇了開放源代碼軟件，從早期的MySQL到PHP語言，都成功地保證了扎克伯格只需支付服務器租賃與員工薪酬兩項基本開支。Facebook的用戶迅速達到10萬之眾，然而這種急速擴張首先給服務器和數據庫帶來沉重負擔，馬克和伙伴不得不屢次前往19公里外的圣克拉拉，升級數據庫，租賃更多的服務器并重新布局。為此扎克伯格從自己的積蓄里付出了2萬美元，但他堅持必須按照當時用戶數量的10倍來考慮各種設定，這不僅是某種自信的樂觀，而且是某種天才的遠見：他很清楚對于社交網站用戶而言，性能表現就是關鍵，如果頁面轉換刷新速度減緩——哪怕是幾毫秒，對于Facebook的聲譽都是致命打擊。

　　另一件令馬克頭疼的事情是，薩維林和整個團隊的分歧正變得越來越不可彌合。薩維林認為，Facebook應當提供更多的頁面位置給廣告商從而為網站提供足夠穩定、不斷上升的廣告收入，然而扎克伯格則堅持認為，只需要維持足夠負擔網站正常運營的收入就足夠，Facebook應全力保持它的趣味、獨特性和用戶至上等特征，直到在某個不確定的未來獲取大得多的報償。兩人的分歧甚至延伸到了Facebook最細微的流程設計上：薩維林嘗試改變 Facebook申請新加好友的流程，增加一個過渡網頁，從而能使用戶多看到一則廣告，但扎克伯格和莫斯科維茨則極力反對——簡而言之，薩維林認為，公司的未來在紐約，而扎克伯格和帕克則認定公司的未來在硅谷，前者甚至一度凍結了自掌控的公司賬戶來表示最強烈的抗議與不滿。

　　作為回應，帕克說服扎克伯格在特拉華州重新注冊成立了Facebook公司，并促使自己的好友，LinkedIN的創始人雷德·霍夫曼和 PayPal創始人彼得·泰爾兩位硅谷投資人為Facebook提供了大約6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雖然在談判時，扎克伯格仍然漫不經心地穿著他在哈佛時代的標準行頭——牛仔褲、T恤和阿迪達斯人字拖——然而兩位投資人都被Facebook的各項統計數字折服了。11月30日，壽命只有不到10個月的 Facebook迎來它的第100萬個用戶，興奮的泰爾在舊金山城區最火爆的夜店兼餐廳“顫抖”策劃了一場瘋狂炫酷的慶祝派對。然而對于薩維林和帕克來說，這是他們在Facebook職業生涯的頂峰，也是最后的閃亮。

　　4個月后，加州阿克塞爾投資公司向Facebook投資1270萬美元，在帕克的安排下，薩維林所持有的股份從34%被稀釋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從而直接導致了他的離開。次年8月，帕克由于一次攜帶毒品的未遂指控而被迫辭職，作為最終的贈禮和對風險投資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帕克將自己的董事席位轉讓給了扎克伯格，從而保持了自己的長期搭檔對于公司命運無可爭議的決定權。Facebook已經從幾個哈佛“大二”學生的業余消遣變成了一家需要為之付出全部精力，未來不可限量的企業。就在這段動蕩的時光里，扎克伯格默默地在自己的辦公室涂寫了一個巨大的拉丁文詞語“Forsan”，這個詞來自詩人維吉爾的《埃涅阿德》中的一句：“Forsan et haec olim meminisse iuvabit。”(也許有一天，這段經歷會值得懷念。)

　　透明，分享與美麗新世界

　　如何評價扎克伯格親手開啟的“Facebook”時代？很明顯，扎克伯格最終想要創造的是一個“世界圈”，某種烏托邦寓言中才能設想的透明、平等、豐富的世界，最重要的不是“等級”或者“知識”，而是“選擇”、“發布”與“購買”。Facebook總部的格局，似乎與其創始人力圖創造的未來互聯網社區具有同樣的風格，在同樣位于公司發軔地加州帕洛阿爾托的兩棟毫不起眼的樓房里，內部卻是一派標準的硅谷新興高科技風格，桌上游戲設備隨處可見，墻壁上滿是涂鴉。沒有格子間、圍墻和獨立辦公室，唯一的隔斷空間就是被公司員工昵稱為“魚缸”、位于中央、被三面透明玻璃墻環繞的中心會議室。員工們踩著 RipStiks兩輪滑板車呼嘯而過，他們三餐免費，并享用無限量供應的零食和軟飲料以及免費的干洗服務。

　　然而，擁有了這一切是否等同于幸福？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與個人主動性研究中心的謝麗·特科在《屏幕生存：互聯網時代的身份認同》中爭辯說，網絡生存可以讓青少年以相對輕松、免責的代價嘗試各種不同的身份，并提供了一個與生活平行的空間，這些角色扮演的例行公事成為每一位玩家生活中的一部分。它輕松地混淆了自我和游戲、現實和仿真的界線，“現實不過是屏幕上眾多彈出窗口中的一個，而且不是最好的一個”。對于e時代缺乏歸屬感，個人意識高漲的青少年來說，網絡不僅放大了個體的孤獨感，又利用創造的技術空間使這種孤獨感本身成為共同語言。根據統計，40%以上的青少年在網絡即時通訊中傳遞的都是“無意義信息”，似乎虛擬存在和聯系本身就具備某種終極意義。“無所不在的信息媒介提供了注意力短暫停留的駐點，其間被植入了無數無用信息，而駐點與駐點之間可能會連接成一條注意力鏈條，使人類離自己原先制定的目標越來越遠，直到產生斷裂。”謝麗·特科在接受采訪中告訴我們，在這種前提下，人類對駐點和鏈條產生生理學層面的依賴，社會交往也成為某種可被消費的符碼效應，一旦與這種“同時進行模式”出現暫時與輕微的脫離，就會產生無比的焦慮。

　　不僅如此，“當每個用戶都被簡化為某個網絡系統中的一組數據，個性、情感、語言這些在賽博空間里難以量化的人性元素都被無情地刪除了”。杰倫· 蘭尼爾對我們說，在那本影響力巨大的小冊子《你不是一個插件》中，他早就做出預言，人類將最終成為電腦的某種外設插件，其功能在于協助后者更有效地感知外部世界：“在前Facebooks時代，你必須成為某人，才能與他人分享信息，然而如今，你只有在與其他人分享一切后，你才能成為某人。更糟糕的是，它將所有人之間細微玄妙的社會關系都粗暴地捏合為一種冷冰冰的‘友誼’。”在蘭尼爾等老一代硅谷人看來，扎克伯格的成功，就是用某種實用、瑣屑但真實可靠的賽博空間體驗正式在千禧年來臨之際終結了與嬉皮士、極客文化聯系緊密，源自上世紀60年代的上一代硅谷技術精英構筑的“天下大同”之夢，甚至削弱了硅谷在技術創新領域的領先優勢與動力。“美國針對電子工程和AI基礎技術的投資和研究力度明顯減弱。”前Cisco公司首席技術官朱迪·艾斯特林近日抱怨，“(硅谷)每個人把眼光投向那些能夠短期快速獲利的東西，YouTube和Facebook確實改變了我們交往和聯系的方式，然而它們在技術上的影響遠遠趕不上當年的英特爾、蘋果和IBM。”華爾街分析人士預計，Facebook一旦選擇實行IPO，市值有望突破1000億美元。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由硅谷傳統技術英雄、曾設計出第一臺臺式電腦GridPad和第一部掌上電腦PalmPilot的杰夫·霍金斯創立的Numenta公司，卻很難打動風險投資公司為自己研發的神經元演算法電腦投入一分錢，迄今為止還在依靠霍金斯本人的投入維持運行。

　　2008年4月，Facebook推出的“開放圖譜”(Open Graph)利用網頁代碼，使得所有用戶的個人資料頁、博客文章、搜索結果、信息流中的網頁都可以在Facebook主頁上被引用和相關聯。“所有我們關注的信息都存在于頭腦中，然而那些存在于外部世界的信息總是未經梳理的，對不對？所以，開放圖譜所做的僅僅是將我們的某種本能渴望外化——總是期望知道身邊人的一舉一動。”扎克伯格這樣解釋推出“開放圖譜”的目的，然而在扎迪·史密斯看來，這并非是一件完全值得慶幸的事情。“強迫性的分享，透明，同樣是某種恐怖性的集權與控制。”她這樣對本刊記者說，“只有當有選擇的隱藏和私密存在時，才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純粹自然性關系的建立。”“在《社交網絡》影片開頭，當我看到扎克伯格在曾經紅極一時、現今淪為明日黃花的個人博客日志網站LiveJournal上滔滔不絕地抨擊剛剛分手的女友時，即便像我這樣對于技術進步反應遲鈍的麻瓜也感到了某種不合時宜的疏離感。”扎迪·史密斯說，“我會非常樂意地預見，在未來的某一天，Facebook也會變成今日的 LiveJournal，在技術進步的滾滾洪流中逐漸隱退。因為這不僅僅是關于一個硅谷少年技術天才在追尋夢想的過程中遭遇挫折和背叛的悲劇，而是關于我們的悲劇；一個關于全球5億人如何屈從于哈佛二年級輟學生的惡作劇發明，從而輕易改變了他們生存方式的故事。”

　　〔感謝扎迪·史密斯，謝麗·特科女士和杰倫·蘭尼爾先生提供的大力幫助。參考書目：《Facebook：關于性，金錢，天才和背叛》：(美)本·麥茲里奇著；《Facebook效應》：(美)大衛·柯克帕特里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