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成都vs硬重慶

　　尋找西部馬拉松

　　下一個十年的核動力

　　真正能夠決定成都、重慶

　　在下一個十年中位置的，

　　不是各種耀眼的數字，而是能否妥善處理三個

　　“很西部”的難題：即能否實現“民富”，推進城鄉統籌；

　　如何定位在產業

　　承接中的角色；怎樣激發

　　民營經濟活力？

　　西部大開發是一場馬拉松，參與其中的“隊員”，耐力比爆發力更關鍵。在兩個十年的交匯點上，西部各城市都設計了一套新標簽。例如在金融領域，重 慶提出要做“長江上游金融中心”，成都亮出了“典型中國西部之心”的城市定位，打造“西南區域金融中心”。其它西部內陸省會城市，如貴陽、昆明、蘭州，已 不在第一陣營之中。真正能夠決定它們在下一個十年中位置的，不是各種耀眼的數字，而是能否妥善處理三個“很西部”的難題：即能否實現“民富”，推進城鄉統 籌；如何定位在產業承接中的角色；怎樣激發民營經濟活力。

　　民富問題重要，是因為西部都有地域廣闊的農村，最能說明發展狀態的不是GDP，而是人均GDP。

　　重慶工業基礎最扎實，但農村包袱最重，所謂大城市帶農村，其實是小馬拉大車，而且還要面對庫區移民問題，局面復雜。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一直是統 籌重點。成都周邊農村以平原為主，沒有自然阻隔，城市與農村社會聯系緊密，兩者人口也基本相當，壓力比重慶小得多，是“大馬拉小車”。成都市委常委、常務 副市長孫平將統籌策略總結為八個字：“還權賦能、農民自主”，即將農民的權力還給農民，然后通過統籌讓土地財富的能量發揮出來。

　　再看產業承接。金融危機后，產業西移已漸成大趨勢。可二座城市也都意識到資源優勢和成本優勢難以長期持續，刻意回避再走沿海的老路，都特別青睞資金密集與技術密集型企業。

　　重慶的機械、化學、汽車摩托車、材料等工業根基深厚，勞動力資源豐富，但產業鏈不完整，與圍繞市中心的“一小時經濟圈”相比，“兩翼”欠發達地 區引資能力十分薄弱，嚴重失衡。它調整經濟結構的愿望最迫切。成都工業基礎薄弱，大型工業產品物流能力差，但勝在氣質溫婉秀麗，科技人才數量在西南地區首 屈一指。近年成都放大、鞏固軟實力，同時注重“硬”發展，建立了亞洲最大的鐵路集裝箱中心站，提高自身的物流能力，努力發展高端產業和產業高端。擁有世界 500強的數量、外國領事館數量、外資銀行和外資保險機構的數量、擁有國際航線的數量都居中西部榜首。

　　政府是重慶經濟運行中的主角，從管理、指導為主過渡到服務為主，是其面臨的挑戰。重慶民企活力旺盛，可總體上處于傳統低端產業和粗放型增長狀 態。成都民營經濟則十分活躍，特別是小企業生機勃勃。成都常務副市長孫平談到，成都是60萬家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支撐了大半個江山，這是最大的財富。

　　難能可貴的是，成都已經主動跳出“市”的局限，與近鄰簡陽市、資陽市簽訂合作協議，承擔起區域中心城市輻射職能，統一電話區號、統籌區域發展，在區域一體化中早走一步。從“西部之心”需要的對周邊城市和區域的帶動力上比較，成都勝出一籌。

　　然而，即便成都已經在以上多個方面領跑西部，但要作為“西部之心”承擔對整個西部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成都還需努力。

　　成都：西部之心

　　成都將“軟”字訣演繹得爐火

　　純青：看似“綿軟”實則內蓄剛勁，這是它最獨特的競爭力

　　文 | 本刊記者  何伊凡

　　古人拆“蜀”字，為“四”面圍起來的一條蟲，川人在盆地內是蟲，只有走出門，方有望成龍。

　　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曾同意這一說法，他記得二十年前，孔雀東南飛，以成都為甚。“高端人才去了，農民工去了，不但人去了，企業也去了。國有企業去了，民營企業去了，帶動著大小項目都去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成都農村信用社、郵政儲蓄的存款，在西部吸收，要拿到沿海去發”。

　　如今，他看到了新格局。“我的幾位好朋友，例如馬云，過去他們不怎么談成都，甚至也不怎么談西部，現在都開始在成都布局。”幾個月前，他去臺灣，郭臺銘請他吃飯，雙方聊到雖然產業相差甚遠，可富士康國內最大投資項目已經確定落子成都，未來雙方在成都也有合作的可能。

　　越來越多的“龍”盤踞到天府之國，世界500強中有175家落戶，類似成績可以列成一張長長的名單。9月初，臺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公布《大 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報告，經過對中國內地1998個城市的篩選，成都緊隨昆山、上海之后，成為臺商未來最想投資的城市。

　　西部大開發十年后，成都出現了兩條脈絡：它有中國最多的茶館；它是中國最大的寵物市場之一；它是中國最大的詩歌碼頭；它是全球離冰川最近的人口 過千萬大城市；它能把回鍋肉做出一千種口味。另一方面，它的金融后臺數量全國第一；出口總額居中西部首位；是中國四大交通樞紐之一；機場旅客和貨物吞吐量 均列西部榜首；是全國最大的蔬菜和生豬生產基地。這兩條脈絡聯接在一起，勾勒出獨特的“成都模式”。它的精致、悠閑、淡泊、寬容，與快速崛起的雄心不斷摩 擦、碰撞，形成新動力，令這個缺乏礦產資源、工業基礎、港口優勢的城市脫穎而出。

　　成都常務副市長孫平還記得，十年前做西部大開發規劃時，市委采用了西部“戰略高地”的提法，“當時感覺還比較冒昧，如今回過頭來看，我(說這 話)的底氣已經很足了。”與他這個說法互為注腳的是，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在接受央視新聞聯播記者采訪時表示，由于成都對西 部地區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堪稱“西部之心”。

　　軟環境

　　2010年4月，“船王”馬士基集團旗下的物流公司丹馬士遷入成都，辦公面積近1萬平方米，號稱其全球最大辦公室。遷移并沒有給丹馬士供應鏈總 監馮慧敏帶來絲毫不適。她的丈夫曾在四川大學讀書，經常和她談起成都如何“來了就不想走”。如今身臨其境，她體會到其中的含義。“在深圳每次從飛機場一出 來，就不知道為什么覺得浮躁，著急、上火。在成都就不會這樣。雖然路上堵車，司機也不會拼命按喇叭催你。”

　　實際上，她并沒有多少時間細細品味成都，因為搬遷后挑戰性更強，可她并沒有感覺焦灼。“我和同事們分享這種感覺，都說不清為什么，或許因為每天見到的人都是笑瞇瞇的吧。”

　　不要說“客家人”，生長于斯的劉永好也深有感受。新希望產業遍布全國，但他從未想過把總部搬離成都。“很多人覺得成都太休閑，不適宜創業，其實 不對，這里人心態好，做事比較安心。該打麻將打麻將，該工作就工作，社會環境像火鍋一樣，什么都放進來煮，大家圍在一起和和氣氣的吃。”

　　這種深入骨髓的文化積淀，其它城市無法復制。明末以來成都歷經屠城血洗，一度十室九空，成為一片廢墟，近代三百多年又曾出現四次大移民。幾番沉浮，它有頑強的生命力，也有海納百川的氣度。

　　成都的另一種“軟”，是優秀而廉價的人才蓄水池。抗戰時期北方27座大學遷到成都，三線建設時期大批電子通信行業人才也集中于此，它有42座高 校，在校大學生近60萬人，是西南地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最集中的城市。“在其它西部城市的酒吧，幾乎聽不到有人說英語，但成都的酒吧與茶館，有時會像大 學的英語角一樣。”重慶貝特投資公司董事董竹奔波于西部各大城市，對此頗有感觸。

　　選擇成都，是丹馬士全球最大一次搬遷，幾乎把其在深圳、青島等沿海城市的相關業務全都搬了過來。“所有的搬遷流程文件上規定得一清二楚，就像《杜拉拉升職記》里說的，先邁左腳先邁右腳都幫你設計好了。”真正讓馮慧敏憂心的是，能否在短時間內招募到所需的人才。

　　丹馬士對人才要求頗高，它有一套著名的馬士基性格測試和IQ測試，江湖傳言在沿海地區通過率也不足10%。然而來成都后，這恰恰成了最令她輕松 的環節。丹馬士的目標是組建千人左右的團隊，半年多時間就招募了890多人。馮慧敏評價成都本地大學生整體素質與沿海沒有差別，接下來的培訓中，覺察到他 們的付出精神、團隊精神更加突出。跨國公司在成都組建團隊，都有類似感受。

　　唯一令他們驚訝的是這里的“孩子們”觀念更保守。某公司高層記得，與畢業生簽合同時，對方嚇壞了，覺得這么大的事怎么能坐下來馬上就簽呢？一定要拿回去和爸爸媽媽商量一下。不過他也發現，恰恰由于保守，成都的員工穩定性最強，輕易不會跳槽。

　　對成都之“軟”體會最深的，莫過于動漫、游戲產業。哆可夢網絡科技公司的兩款網游產品尚未上線運營，以投資規模計，已是成都最大的游戲公司。走 進該公司，就看到300多個年輕人帶著耳機忙碌在開放的工作臺前。公司副總裁皮大福介紹，他們最初也曾考慮將總部設在北京或者上海，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成 都。這里的人文環境適合做創意產業，而且游戲行業各層面人才都具備。幾所高校提供了足夠的IT和美術人才，又有大量的小游戲公司，單獨每家研發能力雖然不 均衡，可構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已成為游戲外包的基地。各大游戲公司中有許多中高層是四川人，如今有回家鄉發展的意愿，他最近就挖來好多人。

　　“對一個游戲公司來說，你所希望的一切都在這里。”皮大福揮了一下手，窗外，能看到完美時空、騰訊、巨人，以及日韓一線游戲公司的LOGO。這里還有英特爾的世界工廠、阿里巴巴西部基地等等，成都已經成為中國IT產業增長“第四極”。

　　“軟”是成都的靈魂，在漫長的歲月里，它曾只在生活中發酵，而如今成為變革中的競爭力。

　　軟調控

　　在深圳等東南沿海發達地區，政府對經濟的調控接近隱遁無形，在內陸，政府往往強力介入，主導著招商引資、產業規劃、金融支持等領域的走向。成都的風格介于兩者之間，明朗直接，但并不強硬。

　　坐在“海棠曉月”茶樓的二層，俯瞰寬窄巷子，細雨梧桐，青苔石板，每一個細節處均可咀嚼出韻味，頓生“時間就是用來浪費”之感。成都文旅集團董事長尹建華端起茶杯，環視著自己的產品，叩著茶碗說，“這里就是成都。”

　　文旅集團是成都市政府“軟調控”的典型產物，而寬窄巷子是其第一個項目。2007年3月，文旅集團組建之初市政府內部也有不同意見，反對者認為 國有企業進入這個領域沒有必要，支持者認為成都正在服務業升級關鍵階段，需要國有資本拉動。該集團最終定位于做“大旅游”，將文化與旅游結合，對一些需要 大量基礎投入、市場不成熟的區域進行開發運營，同時也為城鄉統籌提供支撐。

　　寬窄巷子是清代兵丁胡同，為北方民居在川西的影子，本已破敗，屬于舊城改造范疇。文旅集團接手后投資達6個億，復舊如舊，將成都的吃喝玩樂、消 費業態都捕捉進來。尹建華認為，如果民營企業做這樣的項目，一方面投資龐大，另一方面為盡快收回投資，可能注入太多商業元素，把味道就破壞了。

　　文旅集團招商中，別出心裁請來文化人開店，詩人翟永明、石光華、李亞偉等都在這里開了酒吧或餐廳。隨便走出一位“店家”，可能就是雕塑、國畫或者民俗文化研究的大家。    雖是“政府項目”，可寬窄巷子2010年市場估值不下于15個億。之后的西嶺雪山、大慈寺、水井坊等項目，都延續了類似思路。外地投資者看到了其中的潛力，蜂擁而至，香港太古集團等已與文旅集團簽訂合作協議。

　　2010年4月，張五常來到成都，稱贊寬窄巷子是他見過的“搞舊文化消閑最高明的地方”。他隨后寫了一篇《從成都學得的創作定律》的博文，談到 了政府對市場要素的干預。“成都市政府有計劃地推出了不少建設項目，論配套，一般搞得好－非常好。這是違反了弗里德曼當年之見：他認為政府策劃的發展比不 上市場的運作，一般失敗。”

　　為了搞清楚答案，他多停留了一天，去拜訪常務副市長孫平。他提出幾個成都的政府項目，問權利的結構。第一項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府軟件園，他問對方 軟件園是否算成功的政府投資，本以為孫平會說：“當然！”殊不知對方回答：“很難說，還要多等多看。”孫平顯然認為財政上該項目還沒有打平，而增加就業的 間接利益不容易算得準。張五常由此認為政府投資的成敗準則也以市場來評價，但不單純以市場評價，顯然是走出弗里德曼推斷的原因之一。

　　在招商引資中，“軟調控”亦大有用武之地。成都負責招商引資的部門是“投資促進委員會”，簡稱投促委，無論職能還是名稱，在全國都無先例。這一 改變是引資思路調整的投射。據投促委副主任周密介紹，成都早期負責招商的有三個部門外經委、經協辦與招商局，帶有一定計劃經濟時期色彩。2006年成都市 主要官員出訪愛爾蘭，受到愛爾蘭“工業促進署”的觸動，開始籌備該機構。

　　和許多內陸城市一樣，成都每一個區(市)縣過去都在自己招商，村村點火，各自為政，互相之間有競爭，產業定位不明晰。投促委成立后，招商之外增 加了一項統籌和規劃功能，從2008年進行“一區一主業”，新企業按照分類入園，老企業逐步調整。目前，成都市與周邊的資陽、雅安、眉山、德陽等地市建有 5個產業功能合作區。周密介紹，對于不符合成都市產業定位的項目，成都市將按照合作區協議進行項目轉移。這被認為是成都主動開始向周邊輻射，帶動成都經濟 區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

　　這隱含了一種“外軟內硬”的招商思路：對企業保持熱情，對政府嚴格控制。據國家統計數據，2010年1-7月，成都實際使用外資22.9993 億美元，同比增長25.2%，位居西部城市第一位。連夜準備引資材料，主要官員三顧茅廬之類的招商事跡，在許多城市都曾上演，成都也不乏這樣的橋段，但它 一系列迎合市場規律的引資思路可能扮演著更重要角色。

　　“我去過西部的每一個大城市，成都是唯一在談判中和我們說‘不’的政府。”一位跨國電子企業負責人告訴本刊，“他們會說，‘我們確實不具備某項 條件’或者‘這項優惠是我們無法提供的’，但同時會展示最具優勢的物流網絡、服務體系，這樣反而讓我們覺得，用中文來表達就是‘靠譜’。”

　　對政府之手的力道，民營經濟最為敏感。成都民營企業的特點是規模以下的小企業星羅棋布。雖然同樣面臨金融瓶頸等難題，但他們在中西部民營經濟體中依然最為活躍，在城鄉統籌、公共建設等領域，成都也對民營企業打開了一些通道。

　　“我所傾向的觀點是，企業要做企業的事，政府要做政府的事，大家各忙各的，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和干預除非萬不得已，盡量不要插手太多。”成都大型 民營企業通威集團董事長劉漢元說，他認為在此方面，成都市政府做的不錯。“它很慎用公權力的優勢，主要著力在資源維護和基礎服務上。”

　　軟硬兼施

　　應該繼續“軟下去”還是要“硬起來”？“軟”與“硬”之間的比例如何搭配？是成都一直辯證思考的問題。

　　與重慶不同，成都最初沒有自己的工業體系。孫平記得，解放時成都的工業只有“三根半煙筒”—其中有一家肥皂廠是不冒煙的，因此只算半根。后來30年，成都加快工業化進程，跟重慶的差距縮小了。

　　但成都發展究竟以什么作為核心競爭力？2008年底市委工作會議公開提出來一個現代產業體系的概念，要把總部基地和現代服務業作為產業體系核心，以高新技術為先導，以現代制造業和現代農業為支撐。

　　這一圖景在2009年進一步明晰，提出成都要建設為“世界現代田園城市”，在此概念下，第三產業自然成為主角。“服務業是在備受歧視的情況下茁壯成長的，與工業比只是小媳婦。在這種大背景下成都服務業仍能比較快速地成長，有理由對它寄予厚望。”孫平說。

　　不過，工業依然是成都經濟的底本，只是它的口味將變得“挑剔”，專注“高端產業”與“產業高端”，前者主要為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包括新能 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物聯網、云計算、生物醫藥、航空等。而產業高端，則主要針對傳統產業而言，成都要著力發展的產業高端著眼于自身基礎，包括汽車、石 化、冶金建材、食品、制鞋及皮革、家具等傳統自身優勢產業。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使企業通過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實現產業的價值鏈高端化。

　　以前印象中汽車整車項目主要在重慶，成都做配套；但走進成都市龍泉驛區的汽車產業綜合功能區，如同進入了一座汽車城。一汽、大眾、豐田、神鋼、卡特彼勒、南車、三一重工等公司等比鄰而居。江森、麥格納、德爾福、富奧、華翔等零配件配套企業，九峰國際、美國帥車、陸捷物流等服務企業簇擁在周圍。吉利廠區占地達1000多畝，大片土地剛剛翻開，正在建設中。

　　“從產量上看，我們與重慶依然有差距，可車型和產業鏈都很完整，布局已經打開了。”市經委主任何禮頗為自豪。除建成中國第一高端商務車(中巴) 生產基地外，成都正努力幫助一汽大成都基地新速騰、新捷達擴產，目標是建成中國轎車百萬輛生產基地。豐田新普拉多、吉利全球鷹系列等SUV項目目標是年產 20萬輛以上，將鞏固“成都造SUV”全國領先地位。

　　這是成都“硬”產業的一個注腳，它瞄準的不僅是整車，還有“硬”中的“軟”，如汽車貿易、汽車娛樂、汽車研發，已經有一套規劃，并且嘗試過“汽車文化周”與全國超級卡車大賽總決賽等活動。

　　2010年初，國家信息中心公布了蒙代爾和厲以寧牽頭的《西部大開發中的城市化道路—成都的城市化模式案例研究》的報告，兩人聯袂推介成都是西 部大開發的引擎城市。將成都與芝加哥類比，認為成都面臨著類似芝加哥在上世紀60-70年代經濟轉型時期的內外環境，成都要濃縮芝加哥從早期工業化到中期 去工業化再到建設全球城市、信息城市的百年歷程，行走在“軟”與“硬”之間，它需要艱難摸索。

　　“認清一條道路不容易，堅持一條道路就更難。”成都常務副市長孫平說，“軟與硬，這些問題每時每刻都有沖突，至今仍在不斷調整與修正。

　　重慶“銹帶復興”

　　重慶選擇了美國

　　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作為

　　自己的榜樣—

　　它能否跟芝加哥一樣，

　　從曾經的鋼鐵和農業生產

　　的工業重鎮出發，

　　越過中間的“工業銹帶”，

　　成功轉型為以服務業

　　為主要支撐的現代城市？

　　文 | 本刊記者  康莊

　　貴為中國第四直轄市，重慶按理說不應該與中西部其它省市或者城市進行橫比，但中央今年決定還將繼續深入進行已經進行了10年的西部大開發，在下一個黃金10年里，重慶、成都、西安、昆明甚至烏魯木齊都是局中“棋眼”，免不了老被比。

　　不過，現在的重慶已有一堆硬梆梆的數字可講—2009年，重慶經濟總量突破6000億元大關，增速名列全國第三，僅次于內蒙古自治區和天津市； 金融業占全市GDP比重超過6%(根據重慶市統計局的數據，自1987年至2006年，金融業在重慶GDP中的比重從來沒有突破過0.05%)，歷史性地 成為重慶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和增長最快的行業。

　　這一堆硬數據，也是新一屆重慶政府成立之后，通過一系列“硬”手段達成的：政府成立八大投資控股集團作為對國企進行資本運作的平臺，對原有市屬 經濟體進行強有力的整合，以至于重慶市長黃奇帆半開玩笑說：“我覺得我有點像重慶市政府的投資銀行行長”；積極招商引資，引入惠普等大型制造加工企業，通 過重塑新的產業集群來解決重慶經濟結構的問題；通過大手筆讓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戶籍、分享城市居民保障體系，摸索城鄉統籌之道，解決城鄉二元對立矛盾……

　　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成就，讓現代經濟學“失效”、讓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高呼“看不懂”，這里面蘊含的道理就能叫做“中國模式”的話，重慶近年來的飛速發展，恰正是此一“中國模式”的注腳。

　　“八大金剛”

　　重慶前景咨詢公司老總董蒼山的辦公室位置很妙，樓下就是著名的重慶解放碑步行街，這里據說可能是中國美女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且密度正在越來越大。從玻璃窗看下去，還可以看到重慶百貨大樓生意一如既往地好，西部最高檔的百貨商場美美時代百貨正在打圍裝修，準備再度提升奢華感。當整個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之下為“保八”艱難奮戰時，重慶卻以15%的速度飛奔向前。清華大學傳播學教授李希光等為此撰文說，“重慶的高速發展證明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失效”。

　　董蒼山不一定認同李教授結論的后半句，卻相當認同前半句—“這個15%當然是個了不起的數字。”

　　重慶原為全國六大老工業基地之一，汽車(包括摩托車)、機械等制造業發展歷史悠長，但在中國工業發展更新換代的時候，重慶原有的陳舊工業基礎和數量龐大產業工人，反倒成了一個城市發展最沉重的負擔。近些年國企改制過程中，成都的下崗工人數量，遠無法與重慶相比。

　　曾親自參與過浦東開發全過程的重慶市長黃奇帆深知撬動老國企復興之難，所以他成立八大國有投資控股集團，全面重組和掌控重慶國有企業，再創建重 慶渝富資產管理公司，對市屬國有投資集團進行“五大注資”，即國債注資、土地儲備收益注資、存量資產注資、規費注資、稅收返還注資，從而增加國有企業的凈 資本金，加大它們的融資能力。重慶發改委資金處處長劉旗借用黃奇帆的話說，“渝富實際上就是重慶的中央匯金公司。”

　　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崔堅證實，自2003年重慶市國資委成立7年來，重慶市屬國有重點企業資產總額由1700億元增長至目前的9143億元，年均 增長73%，規模由全國第19位升至第4位。凈資產增長6.5倍，從376億元增長至2448億元。去年實現利潤總額為201億元，是六年前的25倍。除 糧食集團因政策性虧損外，市屬國有重點企業已全部實現盈利。

　　當然，國有企業的急劇擴張、全面盈利，也帶來民間“國進民退”的疑慮和議論，民營企業里流傳著一句話：“國企把肉都吃了，我們只能喝湯”。但清 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力挺重慶，他認為這是“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并進”的榜樣。崔舉例說，重慶八大投中有的賺了錢，就承擔了修大劇院之類公共設施 的任務，而其它省市此類項目則一般是由財政出錢，最后實際還是由老百姓出錢。重慶此舉相當于藏富于民，減輕了老百姓的稅賦。

　　重慶統計部門的數據表明，非公經濟在GDP中的比重，1997年為26.2%，2008年已經升至57%，這個數據支持了崔教授的觀點。但來自 重慶第二次經濟普查的數據卻顯示，到2008年末，全市第二、三產業企業法人單位資產總額32186.08億元。其中，國有企業資產總額8034.34億 元，還是牢牢占據主要份額。

　　最新的消息是，力挺重慶、提出“重慶模式”的崔教授已獲委任為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助理。

　　新集群

　　除了拯救老國企，重慶另一個宏大計劃是引進單項投資上百億的大項目，通過大項目及其配套、產業鏈的完善，迅速構建新的產業集群，引領重慶產業結 構重構。據官方披露的數字，5年內，重慶正在實施的大產業、大投資、大企業、大項目、大基地戰略，計劃累計完成工業投資將超萬億。

　　重慶市長黃奇帆說，“這一年多時間里考慮的事情，可以寫本小說了”，比如重慶引進惠普的故事。2008年全球共生產了1.6億臺電腦，惠普占 30%，約5000萬臺。到2012年，惠普會新增產量6000萬臺。“我不跟沿海城市搶生意，不是簡單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我就要這新增的量。”黃奇帆 主動拜訪惠普，承諾為惠普在重慶打造一個完整的、成本更低廉的產業鏈，爭取到4000萬臺的訂單放在重慶。以此為由，經王岐山副總理特批，重慶拿到了全國 最大的出口加工區。但重慶的胃口不止于惠普。各方面成本降低，為惠普配套的零部件廠商過來，他們同時也為其它品牌生產，至少能再增加4000萬臺產量。黃 奇帆用這種辦法解決了新一代產業工人的成長路徑：“他們這么一干，一下子幾千億出來，就要20萬員工。”

　　用類似的思路，重慶還拿下了在環境問題上頗受爭議的巴斯夫項目。該項目累計投資將達到45億美元，是重慶迄今引進的最大外資項目，投產后，將形 成年銷售產值500億元人民幣的天然氣化工集群，利稅超過100億元，可直接或間接帶動庫區25萬人就業。重慶希望借巴斯夫項目，與中石化的川維廠、BP 公司的揚子乙酰公司、長壽化工廠、長風廠等一起，發展為一個天然氣化工產業鏈。

　　2003年，重慶外商直接投資僅3.11億美元，但5年后暴增到27億美元，成長的速度不可謂不快。去年美國DISCOVERY頻道播出紀錄片《資本主義的人民共和國》，稱贊重慶通過看得見的手，創造了投資、消費和就業的多贏。

　　但是，重慶給自己的定位是“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相對于這個目標，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據2008年的數據，投資對重慶經濟增長的貢獻還在 65%的高位，消費的貢獻達57%以上。這兩個數據的意思是，投資而不是內生的企業經營活力是重慶經濟的主要動力；重慶還只是外地產品的銷售地，而尚未建 成輻射周邊的地區中心。

　　“銹帶復興”

　　由于工業污染嚴重，重慶市區常年濃霧蔽日被稱為“霧都”，老百姓出門必帶雨傘，就怕突然下雨落下來的是酸雨。下崗失業職工的問題更是如出一轍。

　　盡管通過八大投解決了老一代產業工人的問題，通過招商引資引來了新一代產業工人，可是，新入局的富士康自己在深圳都遇到了員工不斷跳樓的新問題，重慶仍然用與深圳差不多的經濟規模、發展速度和制造業模式，如何解決必將到來的產業工人的新問題？

　　重慶的辦法是向芝加哥學經驗—作為美國第三大城市，芝加哥與底特律、匹茲堡等并稱“工業銹帶”—它們有過制造業興旺發達的輝煌歷史，但是到了 70、80年代，隨著經濟發展格局的變化，工廠大量倒閉，失業率迅速增加，遺棄的工廠設備銹跡斑斑。芝加哥選擇主要發展金融、通訊、旅游、醫療等服務業， 成效顯著。芝加哥的成功轉型與復興，在于充分利用自身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審勢度時改造制造業，積極培育新產業。

　　這就是重慶希望復制的“銹帶復興”。

　　除了產業工人的問題，重慶8.24萬平方公里的幅員面積中，90%以上均為農村。重慶戶籍人口為3100萬，城市人口約1000萬。根據規劃， 未來幾年將有上千萬農民加入城市化進程，從農村移居城市。無論是城市人文商業環境、城市化進程，均面臨沖突激烈的矛盾。2007年重慶獲批城鄉統籌試點時 就有學者預言，重慶“小馬拉大車”困難重重。

　　但是，官方還是提出了五個重慶的奮斗目標—“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五個重慶被薄熙來認為是科 學發展觀在重慶的具體體現，比如“打黑”名噪一時，不過是平安重慶的一個階段性動作。去年全市在“五個重慶”上的投資額是2050億元，對GDP增長的貢 獻率是7個百分點。實際上，正是這7個百分點，讓重慶去年實現了GDP增長15%左右的增速。

　　即使是打造軟環境，在外界看來，重慶的動作仍然“夠硬”。

　　兩個“芝加哥”的戰爭

　　文 | 本刊記者  康莊

　　1997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批準重慶為中國第四座直轄市。以前巴蜀一家，現在川渝相爭，曾被忽略的城市性格差異也逐漸被外人熟悉。

　　成都“軟”，因其地處平原，天府之國，物產豐富，生活閑適；重慶“硬”，因其地處山區，瀕臨長江，碼頭文化，民風火爆。

　　然現實之中，GDP才是硬杠杠，是故成都提出要做“西部之心”、重慶則構建“長江上游經濟中心”。明眼一看，兩者大有交集，亦大有一爭。

　　耐人尋味的是，當要尋找一個歐美發達國家城市變革經歷作為參照物的時候，成都與重慶都選擇了芝加哥。芝加哥是美國老工業城市之一，也是北美大陸 上的“1.5線”城市。曾以商業貿易和制造業，尤其是重工業久負盛名。但隨著工業衰落，芝加哥曾污染遍地、失業率高企。面對復雜的城市經濟、社會問題，芝 加哥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對策，實施產業多元化戰略，進行產業調整、轉型與升級，到20世紀90年代芝加哥基本完成了經濟調整與轉型，史稱“銹帶復興”。

　　說原本就是工業重鎮的重慶像芝加哥不出意外，從計劃經濟時代工業基礎就不夠厚實的成都，為什么也要說自己的榜樣也是芝加哥呢？事實上，成都在工 業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超前布局新型現代城市—即所謂“三軸”模式，“復合城市化、要素市場化、城鄉一體化”，主動放棄重工業化的部分紅利，并把做“世界 田園城市”列為他們的偉大目標之一。這是一條柔軟的捷徑。

　　現代城市發展一般都會經歷一個“芝加哥循環”—從以單核城市集中發展為特征的傳統城市化，到以中心城市與外圍地區互動發展為特征的大都市區化的階段。

　　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必將經歷工業化、去工業化到新型現代城市這一反復過程。重慶和成都不同的做法，雖然代表了當下中國絕大多數城市的兩種選擇，但其實“軟成都”軟中有硬，“硬重慶”硬中存軟，都是在默契地往一個終極方向走，殊途而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