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經濟所具備的草根性、開放性、創新性以及產業鏈競爭力這四大特征，讓我看到一種總是被主流意識形態忽略的企業活力。
聯合國下設機構國際勞工組織最新出臺一個十分悲觀的預測，在這波全球經濟危機中，全球可能會有5200萬人失去工作。不過好消息是，他們還可以在“地下經濟”中找到工作。
聯合國的研究表明，地下經濟(或稱非正式經濟/灰色經濟)是發展中國家GDP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拉美國家中83%的新工作機會由地下經濟所創造。
從印度阿默達巴德擁擠市場上破舊的攤位，到泰國路邊兜售草藥酒的小販，地下經濟在未來一年，將吸納更多的人，并給他們提供一個收入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感謝地下經濟，正是由于它們的存在，那些極度貧困國家的狀況才沒變得像人們預計的那么糟糕。
瑞典國際合作發展組織對地下經濟的研究表明：國家經濟越不發達、制度越落后、腐敗越嚴重，人均收入越低，地下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就越高。但即使高收入國家如日本，也不能完全摒棄地下經濟，其地下經濟也約占GDP的10%(中國的城管可以松口氣了，未來20年都不會失業)。中國的人均收入現在已經超過2000美元，在義烏人為當年雞毛換糖的先驅們樹立豐碑的今天，被約定俗成地稱為“山寨經濟”的高科技地下經濟異軍突起，并在全球高科技產業中迅速占據了一席之地。
山寨經濟是一個全球現象。當今西方高科技山寨演進的軌跡大致是起源于黑客，進化成開源社區。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山寨經濟的興起，背后有著市場全球化、技術開放化的強大推手，同時也反映發展經濟學、高科技產業在全球發展中國家的曲折。本文試圖以一種國際比較的視角審視山寨經濟，闡述其四大特征，并預測其未來成長前景。
大教堂和市集
山寨的第一特征是其草根性。黑客大師、開源運動的創始人埃里克·雷蒙德在《大教堂與市集》中驚嘆：“Linux是顛覆性的。就是五年以前 (1991)，誰能想到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幾千名開發者，僅靠細細的互聯網連接，能夠在業余時間魔術般地鑄成一個世界級的操作系統呢？”這一現象也可以解釋山寨：當2001年TCL的萬明堅利用法國Wavecom的模塊，模仿韓國時尚，開發出中國第一款“山寨手機”——“鉆石手機”時，誰會想到幾年后山寨在深圳會發展成一個全球性的產業，而另一家中國企業聯發科更是看準這一機會，投入重金開始研發模塊，一舉取代了Wavecom的地位；同時另一家深圳本地企業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也已經為下一代山寨——智能手機準備好了核心武器呢？
山寨的開發模式與開源的Linux社區一樣，“更像一個充滿不同議程和方法的嘈雜的市集”。Linux創始人Linus Torvalds的開發模式：盡早盡多地發布各類版本，外包所有可以外包的事，對所有的改動進行融合開放，可以說都被山寨盡情克隆。Linux的敵人微軟開發軟件的方式是“建造大教堂的安靜和虔誠”，但這種模式是建立在其數百億美元現金儲備上的。如此規模的現金儲備，許多發展中國家舉其所有GDP也無法匹敵，發展中國家能采取這樣建造“大教堂”式的優雅發展高科技嗎？
山寨的草根模式與開源的Linux社區一樣混沌，但其系統的分散性、可靠性卻是可以媲美微軟和蘋果(后者2008年現金儲備提升至195億美元)。這是因為山寨經濟中存在多層與其功能吻合的組織結構，網絡無處不在。這就是雷蒙德表述的，“除了互聯網以外，成員間還存在一個分布式、松耦合的點對點網絡，具有多重冗余性和可降級。在這兩個網絡中，節點的重要性只取決于外界愿意和他合作的程度�！泵绹ツ甑慕鹑诤[表明，按照大教堂方式建立起來的高度復雜、緊密耦合的宏偉金融體系在危機中不堪一擊(參見本刊2009年3月5日《金融市場的長尾與突變》)。反倒是開源社區按照市集模式建立的草根系統，有著生生不息的韌性，中國的山寨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原因也在如此。印度、泰國對地下經濟的研究也表明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山寨幫助吸納了大量的下崗工人。
預測一：想取代山寨，數數你口袋里有沒有微軟或蘋果公司一樣多的現金。
谷歌經濟學：江湖新規則
山寨的第二特征是其開放性。谷歌搜索的核心競爭力在其開放性，雅虎在搜索市場喪失先發優勢，正是忽視了向用戶開放所帶來的搜索準確度的提升。著名媒體專家杰夫·賈維斯新近出版的《換了谷歌會怎么做》(What Would Google Do)一書，建議當今所有組織(包括企業、非營利組織、宗教團體)都應換用谷歌的思維重新想象自己的業務運營模式，否則在當今的商業環境下必然是逆水行舟。在谷歌時代，經濟學重新思考網絡所帶來的外部性：當一種產品對用戶的價值隨著采用相同的產品、或可兼容產品的用戶增加而增大時，這種網絡外部性就會創造出新的江湖準則：越開放，就會越吸引用戶，企業也會越成功。在這種邏輯下，擁有渠道、人、產品，甚至知識產權都不再是成功的關鍵。開放才能成功；應該積極讓客戶參與企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節：產品設計、分發、銷售，甚至服務支持(想想維基百科全書)。
山寨的產品設計、產業鏈架構也是建立在這一開放性的基礎上，產品架構越開放，產品開發速度越快、產品加工工期越短、成本也越低，而客戶體驗、滿意度也越高�！熬W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利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田納西州大學法律教授格萊恩·雷諾茲更是看到開放性對社會的影響，在其于2006年出版的《大衛的軍隊》一書中，借用弱小的大衛戰勝巨人哥利亞的圣經故事，比喻新興的市場與技術如何賦予個人以力量去戰勝大媒體、大政府、大公司的控制。由此可見，山寨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產業組織方式，一大批新興企業隨之蓬勃涌現，并隨著開放性釋放出更強的社會影響力。
預測二：想戰勝山寨，看看你有沒有達到谷歌的開放性。
山寨可以被招安嗎
山寨的第三特征是其創新性。沒錯，創新。山寨機不是一直追著諾基亞、三星跑嗎？開源社區早就接受這樣的質疑了。有人認為“Linux只不過是追著Unix系統的尾巴跑”。不過到現在，軟件業已經承認，“新點子往往首先在Linux中被實現，然后再被搬到其他平臺”。山寨的創新力早就顯現出來，只不過懷著丫鬟心態的人對諾基亞、三星、蘋果羨慕得五體投地，要一直等到巴菲特投資入股了以“山寨”日本汽車見長的比亞迪，才開始相信中國人自己也能造電動汽車，完全忘記了美國企業19世紀一樣對歐洲產品(例如步槍)進行無知識產權的大量“山寨”。根據劍橋大學韓裔經濟學教授張夏準的研究，美國是在建國 100多年后的1891年才開始承認外國人的版權。
崇拜日韓技術開發能力或者美國微軟、蘋果的人應該仔細閱讀雷蒙德利用Linux社區集體開發一個郵箱軟件所積累的經驗：“假定大教堂開發模式有利于創新，而門檻低、流程通暢的市集模式不利于創新，是很荒謬的。如果創新的起點是一個人加一個點子，那么一個可以使該主意吸引成百上千合作人的環境，將不可避免地優于一個為繼續工作于該點子而不至于被解職，其主人不得不通過政治性的手腕將其推銷到上級管理層的環境。事實是，大教堂方式的創新史表明，來自機構自身的創新極為少見�！薄纯创蠼烫梦④浭侨绾巍吧秸眲e人的吧！
那么，創新的山寨可以被招安嗎？
話說微軟看到Linux蓬勃的創新力，就給雷蒙德寄來聘書，妄圖反水開源社區的這位大佬。雷蒙德老兄倒是一本正經地回復了，信中把微軟罵得狗血淋頭，更狂笑：“如果閣下肯花五秒鐘查查，大概就會知道俺正是你們的夢魘！”在信件最后，他還不忘惡搞一句：“不久的將來，我會在微軟的墓碑上小解，希望那時不會噴到你�！�
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能招安的山寨，定然是喪失創造力的山寨。最好的防堵洪水的辦法，我們的老祖宗大禹和雷蒙德想得幾乎一樣：“其周圍的社會機制能做得，最好的辦法就是給予響應——去培育、獎勵并嚴格的測試它們，而不是排擠它們�！�
下表列出了各國山寨被招安要立刻支付的新企業注冊費用，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發達國家山寨為什么這么少：在那里新企業注冊費用占人均年收入的 15%都不到，而發展中國家卻由于程序多如牛毛，大部分注冊費用占人均年收入的100%以上！就是與印度相比，中國做得也不夠，人家程序比我們少，時間比我們快。
秘魯經濟學家de Soto發現，非正式經濟之所以在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除了工業化不能全面吸收第一產業過剩的勞動力外，與政府的高行業進入壁壘、高牌照費用以及腐敗緊密相關。相反的一個例子是香港貿易發展局，這是香港專門為幫助中小企業推廣對外貿易而設立的機構，自1966年成立以來，每年開展30多項國際貿易展覽會，去年更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涉款1.2億港元，以協助面對金融海嘯的香港中小企業尋找貿易伙伴。這對內地有什么啟示呢？那就是向香港學習，立即去除手機牌照制度，給予企業自由進入市場的機會。企業一旦合法了，自然不會不愿留公司地址和電話，而合法經營的企業自然就會茁壯成長。企業不留公司地址是為了逃稅，那為什么不降低稅收？企業不愿參加檢驗，為什么不給予山寨手機免費檢驗？維護市場秩序本來就是政府職能，收了稅，為什么不能免費檢測？為什么不能像彩電那樣給予骨干企業免檢措施？可以向日本支付上億元的資金引進過時的流水線，同時還給稅收優惠，為什么不能優惠和扶持一下本土山寨？由此可見，這些過時的產業政策正成為阻礙創新的壁壘。
各國歷史也證明，政府主導投資的高科技項目沒有一個是成功的，即使精明如新加坡政府，投資的特許半導體現在也是四面楚歌。為此，政府投資資本密集的高科技，還不如建立類似香港貿發局這樣的機構為民紓困。
預測三：想招安山寨，不要用老套的管制思想，換位谷歌，用谷歌的思維制定政策。
金字塔底層的競爭力
山寨的第四特征是其在國際價值產業鏈上的競爭力。中國山寨手機的興起，其實是國際價值產業鏈分工的必然結果。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指出，全球價值產業鏈是指在全球范圍內為實現商品或服務價值而連接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過程的全球性跨企業網絡組織，涉及從原料采集和運輸，半成品和成品生產及分銷，直至最終消費和回收處理的整個過程。全球價值產業鏈改變了原來的國際分工體系利潤分配模式。企業可以切入全球價值鏈的各個環節：產品設計、開發、生產制造、營銷、出售、消費、售后服務、最后循環利用等各種增值活動，而山寨正是利用了全球價值產業鏈制造環節向中國轉移的機會，開始前端滲透研發，后端涉及營銷，如果說目前在消費、售后服務上還很不完善，那正是因為政策對服務業限制進入的必然結果。
以交易費用、企業網絡和企業學習能力三種學說為理論基礎，杜克大學Gereffi為首的三位社會學教授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程度，以交易能力和供應能力為標準，將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模式分成五種，即市場型、模塊型、關系型、俘獲型和層級制。如圖所示，這五種治理模式中左側代表山寨化，右側代表廟堂化，或者用雷蒙德的話說就是“大教堂化”。手機業目前就是典型的模塊型，以聯發科為代表的“交鑰匙式供應商”改變了產業鏈結構，使中國廠商可以切入全球價值鏈分工。
西方學者在解釋這五種類型的驅動力時，歸結為兩大類型。一是生產者驅動，一般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價值鏈(如汽車、飛機制造等)多屬于此類，往往是俘獲型和層級制。在這類全球價值鏈中，大型跨國企業，如波音、通用汽車、英特爾等發揮著主導作用；二是采購者驅動：擁有強大品牌優勢和國內銷售渠道的發達國家通過全球采購和OEM等生產方式組織起跨國商品流通網絡，能夠形成強大的市場需求，拉動那些奉行出口導向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服裝、鞋類、農產品等大多屬于這種價值鏈，沃爾瑪、耐克等大采購者驅動著市場型和模塊型。
山寨的位置在哪里呢？這正是這一發達國家理論為中國設置的陷阱：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只能在全球價值鏈的這些大型集成商與采購商的夾縫中才能生存，經常處于產業鏈分工中的最低端，套用魯迅在《拿來主義》的話，“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
山寨的興起改變了中國廠商在產業鏈最低端的命運，印度裔學者普拉哈拉德在其著名的“金字塔底層的財富”理論中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一樣可以培養本土企業強大的國際競爭力，這些企業一樣可以利用國際價值產業鏈分工，快速開發產品滿足發展中國家低端消費者的廣闊需求。在這個過程中，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建立的國際產業鏈反倒成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工具，而不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束縛中國企業的鎖鏈。例如比亞迪就從為跨國公司供應手機電池開始切入產業鏈，利用低價的F3、F1在中國的廣饒市場為其高端的新能源汽車創新打下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說，山寨手機、山寨上網本等本土企業是在更有遠見地利用國際產業鏈配置資源，運用輕資產模式參與到國際競爭中，搶占價值鏈中利潤豐厚的部分，而不是用八億件襯衫去換一架波音飛機。
預測四：中國未來的波音、通用汽車、英特爾孕育在山寨的搖籃里。-
(作者為達拉斯德州大學全球戰略管理博士研究生，sunli@utdallas.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