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業10年生死鑒
IT業10年來經歷了太多起伏和沉淪，能夠幸存下來的本土企業都練就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李云杰/文
今天，嘴里嚼著四通樂天口香糖和巧克力的“新生代”也許不知道，四通在國內曾經是一個有過輝煌的IT企業，然而現在的四通已經退出IT，至于它在做什么，很多人都會“說不清楚”。
10多年前，像四通這樣的IT企業非常風光。那時，PC廠商賣一臺PC純利能賺上千元，IT業被公認是風光無限好的朝陽產業，而且備受資本市場追捧：高市盈率、高成長性。甚至很多傳統企業為了能圈更多的錢，也把自己包裝成“偽IT公司”。然而，往事如過眼云煙，如今的IT廠商，賣一臺PC能賺上毛利100元已算是不錯了。
自2001年開始，“寒冬”席卷整個IT業，“網絡泡沫”破滅隨之而來的是IT業殘酷的“達爾文生存競爭淘汰賽”，盡管所有的本土IT企業都想在競爭中笑到最后，然而10年之后真正能成為幸存者的卻寥寥無幾。但是，這些最終存活下來的企業，卻都練就了獨特的生存本領。
跨越“三關”
在20世紀80～90年代中期，剛剛興起的中國IT市場處于饑渴狀態，巨大的市場需求和利潤空間，承載了一批中國IT企業的成長，當時康柏、IBM、惠普等少數國際品牌已經進入中國市場，但那時的市場蛋糕大到足夠讓這些廠商各賺各的錢，大家基本上“相安無事”。
1993年，IT市場開放后，百余家境外IT公司進駐中關村，它們一來便是氣勢逼人，在中關村附近的高檔酒店一包就是一層。這時候，人們談論最多的一個話題是：“國產PC的紅旗還能打多久？”然而這個時期的跨國公司大多對中國市場缺乏了解，并沒有對中國IT廠商構成真正威脅。
然而，到了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跨國公司卻是“動了真格”了。技術、資金實力雄厚的IBM、惠普、戴爾、英特爾、微軟等跨國公司大多已經完成了在中國的布局，它們對中國市場也越來越熟悉，本土IT企業的“本土先發優勢”迅速喪失，價格戰、渠道戰等本土IT企業善用的“殺手锏”也紛紛失靈。1996年，聯想電腦比國外著名品牌主流產品的價格低30%～40%，而現在，兩者在價格上幾乎沒什么差別了。
2005年，在很多跨國企業如惠普、英特爾、諾基亞等都大張旗鼓歡慶其在華市場20周年的時候，很多本土IT企業正在經歷著在“家門口”被掠奪的危機。現在惠普等公司的渠道網絡也遍布中國的大小城鎮，聯想、方正能涉及的區域，它們幾乎都能覆蓋到。
生存環境惡化后，很多企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從這個時期上市公司財報也可以看出，從2001年開始，IT上市公司凈利潤呈集體下滑的態勢。如2003年度上市公司總體加權平均每股收益為0.195元。而IT業的加權平均每股收益僅為0.0782元。而對于利潤下滑的原因，幾乎所有公司都提到：“IT行業發展速度放緩，市場競爭激烈、產品毛利率下降。”而這些本土IT企業滑落的背后卻體現出一個商業真諦：“商業成功永遠離不開機會主義，但機會主義如果成了企業唯一擅長的東西，企業一定無法長青。”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期，以前的高速增長掩蓋了本土IT企業的很多內部問題，生存環境的惡化卻將這些“問題”暴露和激化，如人事紛爭、高層震蕩、股權風波、資金危機等等問題，內憂外患讓這些本土IT企業陷入了更大的被動中，一些企業就此被淘汰，同創、和光、海星、科利華等輝煌一時的IT品牌成了“過眼云煙”，而長城、實達品牌也被市場邊緣化。我國早期IT產業中最具有影響力的 “四(四通)方(方正)聯(聯想)”企業中，四通已經退出IT，而保持多年領先的方正PC已經被惠普超過，為了保持業績增長，方正不得不涉足到證券、制藥等多個領域，只有聯想還是堅守在IT。
“我們缺乏核心技術……”常常會聽到國內IT企業的老總們這么說，但是也有很多企業喜歡以“缺乏核心技術”為由來回避自身的其他“缺陷”。AST、王安、賀氏、Informix、昆騰等品牌的消逝，多是因為沒有逃脫技術魔咒，核心技術缺失是致命的，而這也是國內IT企業難以改變的現實：沒有核心技術，多活在產業鏈的底層……但是事實表明，很多國內IT企業失敗的原因多不在技術，而是在于體制、管理或戰略上的失誤。
就長城電腦的隕落，曾有接近長城的業內人士尖銳地指出：問題出在體制和戰略上。無論是哪任總經理，一旦其變革行動觸及到長城內部深層時，變革就難以推行下去。同樣，曾作為我國高科技一面旗幟的方正，IT業務滑坡除了市場的因素之外，也與頻繁的人事更迭、股權紛爭有關。而這些問題的背后，既有管理和戰略的頑疾，也有體制的頑疾。在以電子排版為代表的主營業務下滑后，方正先后進軍證券和制藥等多個傳統行業。不過，在談到方正為什么選擇跨行業多元化時，方正集團董事長魏新曾說過一些令人深思的話：“方正畢竟是國有企業，北京市每年給我們下的任務就是每年要增長20%，如果沒有上面的壓力，我也可以對這個公司進行整頓，讓它縮小，而不是擴張……”從魏新的言語中也透出了方正選擇多元化的“體制困惑”。
“四方聯”中碩果僅存的聯想，較早地解決了改制和體制問題，但也曾遭遇過戰略上的失誤,所幸的是聯想比別人清醒，并能及時“糾錯”。曾野心勃勃要做“高科技的、服務的、國際化的”的聯想，最后才想清楚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所在，柳傳志、楊元慶等聯想的掌控者們經歷了非常痛苦的取舍抉擇之后，最后選擇了回歸PC。
很多企業都會犯同樣的毛病，就是把市場的機會等同于自己的機會，而沒有去想，體制、戰略和管理能力是否能讓自己掌握住這樣的機會。在日益開放的市場環境下經受激烈競爭挑戰的本土IT企業，唯有成功跨越體制、管理和戰略這三個關口后才能幸存下來，才能最后發展成為真正的世界級企業，這個事實已經被聯想、華為這樣屈指可數的幸存者所驗證。
在平地上“賽跑”
聯想控股總裁柳傳志曾說過：龜兔賽跑，在平地上龜根本不是兔的對手，而在沼澤地里，跑在前面的很可能是龜，聯想就是在沼澤地里將跨國企業打敗的。
但是當“世界是平的”——市場和政策環境變得更加開放和平坦，中外企業同在一個規則下競爭時，本土IT企業自身能力和素質不能持續提升，就會陷入危險境地。
2004年12月，戴爾在北京基礎教育采購項目中獲得總金額為7900萬元的1.6萬臺的臺式機大單，本土品牌集體落選，而以前教育領域主要是國產品牌的天下。這個消息當時讓不少業內人士感到了戴爾的“恐怖”，有網友對此評論道：“狼真的來了！”
實際上， 聯想從2004年初開始由“多元化”回歸到PC 上，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戴爾的“逼迫”。2004年，已經連續9年占據中國市場頭把交椅的聯想，第一次出現了市場份額下滑的趨勢。也是在這個時期，聯想內部加緊了“向戴爾學習”。
顯然，聯想以往“撒層土、夯實；再撒一層土，再夯實”的思維已經不足以應付對手咄咄逼人的進攻，國際化進程到了非上不可的時候，PC是規模為王的產業，中國市場再大也有極限，而回歸PC的聯想要盡快實現國際化突破，除了并購，也許無路可走。聯想收購IBM 全球PC業務顯得風險巨大，很多業內人士質疑耗資巨大的收購是否值得，因為耗費那么多資金，幾乎可以打下大部分歐美市場了。但是如果沒有3年前的收購，今天的聯想能躋身全球PC廠商前列么？
“師夷之長以治夷，在戰爭中學會戰爭”，有業內人士這樣評論華為。作為最早走出去的高科技企業華為，在與思科這樣強手的正面交鋒中反而變得越來越成熟。2003年1月，思科狀告華為侵犯知識產權，該事件注定了其一誕生即被寫入中國IT業的歷史：這代表的深刻含義是華為真的強大了，思科感到威脅。而華為卻在與思科的官司中借3Com“暗度陳倉”，通過“遠交近攻”戰略，對付思科這樣的強大對手。此后，華為更顯成熟和老練，2007年華為與賽門鐵克成立合資公司到華為與3Com股權上的“分分合合”，華為的國際化早已由早期的“單槍匹馬”到現在的合縱連橫，采取這種策略性的方式，既減少了國際化的操作難度，也降低了國際化的系統性風險。
華為、聯想之所以能夠和國際對手站在同一個平臺上“對話”，顯然是因為它們已經把很多本土優勢轉變為其他競爭優勢和能力。有業內人士認為，聯想的成功，在于其先于別人看到了PC業的競爭本質，即在成熟市場賣PC就像賣白菜一樣，必須努力在資金、物流等周轉上做到最快，才能在市場上打對手的時間差。而要在周轉率上做到最快，必須要具備順暢高效的渠道體系、強大的市場機器和一體化的內部管理體系，三者缺一不可。
除了具備著其他本土IT企業缺乏的技術創新力外，華為還具有別的企業沒有的敏感神經和執著追求，華為當家人任正非的《華為的冬天》中體現的哀兵必勝理念一直貫徹于華為的行動中，即使在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級選手”，但是華為依然在不斷強調要“艱苦奮斗”。當然，華為因此在收獲業績和成功的同時也遭遇到了“爭議”。
遺憾的是，像華為、聯想這樣由掌握本土IT化生存之道轉而掌握國際化生存之道的本土IT企業還是太少了。事實上，隨著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的精耕細作、攻城略地，IT市場整合在加速，本土IT企業有集體走弱之勢，如在中國PC市場上，多年保持領先地位的方正已經被惠普超過。大部分本土IT企業的日子越來越艱難，“對于未來之路怎么走”很茫然的企業不在少數。可以說，隨著華為、聯想少數幾家領先性企業“走出去”成為國際化企業后，國內IT“第二梯隊”還沒有跟上。
有分析認為，此情況也決非IT業所獨有。隨著我國零售、銀行、電信等行業的相繼對外開放，這些后開放的行業(幸運的是這些行業開放更晚，經歷了一定成長時期)也會經歷“沼澤”變“平地”的過程，尤其是那些現在還處于“壟斷行業”的“世界級”企業，一旦保護壁壘坍塌，能否還像現在這般強大，這就要看自身的功力了。老牌國有IT企業長城、浪潮的由盛轉衰的經歷，也許就是它們一面很好的鏡子。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國產PC長城0520機正值“巔峰”，活得最滋潤的就是長城和浪潮這樣享有“特權”的國有PC企業。當時，它們的主要用戶是銀行等大型的國有機構，國家每年開一兩次選型會，只有浪潮、長城、東海3家定點廠獲準參加，據說，當時浪潮PC售價5萬元左右，利潤有1萬多元。而90年代以后，IT市場開放，浪潮、長城、東海等國企PC大廠卻先后衰落。
大浪淘沙，只有潮水退去之后，才知道是誰在“裸泳”。
VC中國進化史
在培育了一批成功的上市公司和陽光企業家的同時，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商業環境中，VC自身也通過10多年的摸索和進化，得到了歷練。
過去10多年，對于中國經濟，風險投資的跌宕起伏在絕對數量上帶來的影響非常有限。但VC就如同在窗戶紙上捅了一個小孔，窗外新鮮空氣的涌入，徹底打破了屋內原本沉悶的氣氛。在培育了一批成功的上市公司和陽光企業家的同時，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商業環境中，VC自身也通過10多年的摸索和進化，得到了歷練。
1992年~1997年 VC是什么？
1992年，剛剛加入美國IDG公司1年的熊曉鴿，帶著一幫歐美風險投資商來中國考察，探討中國的投資機會。同行的某英國老牌VC代表理查德的一句話讓熊曉鴿印象深刻，“10年以后再來吧！”這是當時VC對中國的基本判斷，原因很簡單，找不到讀過哈佛、斯坦福MBA并且有10年基金管理經驗的人。
正如VC對中國的極端陌生一樣，當時的中國對VC為何物也一無所知。別忘了，中國的證券市場1993年才剛剛啟動。即便如此，IDG還是于1993年在中國成立了“太平洋技術風險投資基金”，這一步也奠定了其日后10多年在中國風險投資界的地位，盡管其最早一些案子的投資甚至只有10多萬美元。那時，IDG最早的幾個合伙人，夾著公文包，每天四處跑，甚至會被人認為是皮包公司。“最開始幾年，經常被人拽去看房子，要我們投資房地產或股票市場。”熊曉鴿回憶說。
而在1998年之前，最先進入中國的風險投資如IDG、華登國際、漢鼎亞太等，也主要是通過成立合資公司的方式投資，當時都會派個外國人過來管理公司，中西方很難溝通，管理難度很大，那段時間的合資公司多數以失敗告終。還有一些基金則專門投資如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真正意義上的美國式的高科技風險投資并未開始。表示風險投資意思的“VC”一詞還遠不為人所知。
1998年~2000年 VC是熱錢
1998年，在美國硅谷瘋狂點燃的互聯網熱情迅速蔓延至中國，而隨著中國互聯網門戶這一“高科技”概念的出現，終于讓風險投資有了用武之地，搜狐、新浪、網易等紛紛獲得國外風險投資支持。而1999年7月，中華網在納斯達克的上市，更加刺激了Dotcom和風險投資在中國的熱潮。這或許也是中華網在中國互聯網歷史上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了。
而在香港，互聯網的熱潮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2000年，Tom.com的上市曾引發香港歷史上最瘋狂的申購狂潮，30萬市民排隊交表，連招股書都被搶光了，不得不派警方維持秩序，甚至還有市民體力不支被送進醫院。而當時Tom.com卻連個清晰的商業模式都沒有。
當VC遇到Dotcom，便開始發生化學反應，制造泡沫。那時候華爾街流行的是一本叫《The new new thing》的書，每天都有新的idea去融資，就像站在樹下搖錢一樣，而動輒千萬美元的投資，悉數砸向了沒有商業模式、沒有收入的互聯網公司。那時，眼球就是一切，問別人銷售額變成了很迂腐的事情。創業公司的估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不現實的高度。
就連咨詢顧問公司如麥肯錫等，也開始喪失了理智，試圖用傳統的作價方式去論證當時的泡沫是有價值的，甚至根本不存在泡沫之說。更有些咨詢公司的人開始跳槽到初創互聯網公司做CEO、CFO等。
為國內風險投資火上交油的事情，還有一件不得不提。那就是1998年成思危提出的著名的“一號提案”，中國要發展風險投資和創業板的熱潮便由此而來。隨后各地出現了一窩蜂的本地風險投資，包裝了一大批公司，目標直指深圳創業板。
不幸的是，創業板沒出來，但2000年網絡泡沫破裂了，納斯達克崩盤了。此時，國內三大門戶新浪、網易、搜狐卻剛剛先后上市，隨后便出現了股票跌至1美元的慘烈局面，但逃脫及時的風險投資和堅持熬過冬天的VC還都是賺了錢的。
1998年到2000年，人人都知道VC，VC是熱錢，可以迅速成就你的夢想。這其中，有些人實現了將企業迅速做大的夢想，有些人在熱錢的沖擊下，并未準備好成熟的心理，反倒是拿VC的投資當收入，買名車裝豪宅的現象不少，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關門大吉。
2001年~2003年 VC是魔鬼
2001年和2002年，幾乎沒有VC支持的公司上市。別說上市，連融資都相當困難。在寒冬，VC選擇了冬眠。但在創業者眼里，VC已經由四處撒錢的“天使”變成了魔鬼。如果不是VC的推波助瀾，他們也許正踏踏實實做著自己的小生意，而不是經歷一圈過山車式的眩暈后，被棄而不顧。
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融資就變得異常艱難。VC紛紛蟄伏起來，再也不敢四處招搖。剛剛受驚的VC們，見了互聯網就跑。“首先是個不賺錢的公司，又是個互聯網公司，加起來這是個非常負面的信號。”痛定思痛的VC們，開始意識到“賺錢”對于評判一個公司是如何的重要。他們開始變得非常謹慎，不敢輕易投資，而大多數的互聯網公司則在此時，由于融資跟不上猝死了。2000年下半年，攜程正處于第二輪融資的關鍵時刻，如果沒有這輪融資成功，攜程的歷史恐怕也要被改寫。
2001年到2003年，就連報道VC的記者們也都轉行了，很多媒體也取消了之前如火如荼的VC專欄。這段時間，美國不少VC先后撤出了中國。仍然堅守在中國的VC，也紛紛要求其投資的公司調整商業模式或削減成本。2003年，華爾街流行著一本名叫《Dotcom：非理性繁榮》的書。
2004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來的更早一些。在市場低迷了2年多之后，2003年12月9日，攜程在納斯達克上市成功，提前宣告了互聯網和風險投資春天的到來。隨后，華爾街重新對中國互聯網充滿信心，與此同時，美國一些主流的風險投資商開始重新考慮中國。
2004年~2007年 VC是一群人
2004年6月，在距離盛大登陸納斯達克不到1個月的時間，硅谷銀行率領包括Sequoia、KPCB在內的30多家美國頂級VC造訪中國。這個訪問，標志著美國主流VC開始試水中國市場。投資成功案例最多的IDG和投資盛大回報最高的軟銀，成為硅谷VC的榜樣。
2004年，有9家VC支持的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其中包括盛大和九城，以及空中網等一批SP。2005年，分眾傳媒和百度上市，阿里巴巴和雅虎并購，繼盛大之后，中國概念再次被推向高潮。后來，凡是在分眾和百度投資的VC們，哪怕只是擠進去100萬美元，也都在日后的各種論壇上，大肆標榜這一成功案例。
2005年9月，美國最大的風險投資Sequoia正式進入中國。從2005年開始，VC進入了大規模融資的階段，其中軟銀在短短6個月內融資6.4億美元創當時融資紀錄。而2006年，中國儼然已成為全球風險投資的中心之一，幾乎歐美所有的VC和PE都登陸中國，如KKR和黑石基金等。隨著風險投資再次涌進中國，VC又開始了高調的生活。大大小小各種名目的VC論壇，又開始密集起來，多的時候幾乎每周都有一次。而出入這些論壇的永遠是那一群大家熟悉而又陌生的人，VC在中國的概念基本上就是那幾十張臉了。甚至每次論壇，連大家的分組座位都一樣。而此時，清科召開的一次年會，居然能有100多家媒體的記者參與。“跑VC口”的記者如雨后春筍，而他們跟蹤VC行業多數都不超過1年。
還有一點變化，在VC這群人中，開始劃分兩類，一類是VC，一類是PE。而之前人們都把他們混為一談，并不有意區分。促成這一變化的原因，部分歸結于2004年兩家公司在香港的上市，這便是蒙牛和李寧，而這兩家公司的投資商鼎暉投資在2004年后成為中國最成功的PE基金，因為它屢屢將那些對風險投資認知度較低，而且非常難打交道的民營企業大老板“搞定”，該基金還投資了南孚電池、鷹牌陶瓷、慈銘體檢等。
受此刺激，越來越多的基金開始關注高成長性的傳統行業，VC開始出現了從高科技轉向高成長的投資趨勢，和消費者相關的領域成為熱點。傳統行業的老板第一次成為風險投資大會的座上賓。
2008年之后 VC是個招牌
經歷了10多年在中國的探索，很多VC的第一期基金已經投完，開始陸陸續續進入回報期，很多人認為2008年會迎來一個上市退出的高峰。很多基金也開始擁有了自己的Knowhow，并逐漸顯示出不同的特點，比如IDG、軟銀、鼎暉、紅杉等。而新進入的VC，則開始考慮自己的賣點是什么。
過去10多年，VC在鍛煉自己的同時，也教育了中國企業。由開始對VC的一無所知、到盲目追逐、再到如今有選擇的接受甚至是拒絕VC，中國企業開始更理智地處理和VC的關系，尤其對于一批有成熟創業經驗的創業者來講，正在選擇VC而不是被VC選擇。創業者和VC之間的買賣方市場也正在悄然變化。
通過賣錢換取股份的VC，也不得不考慮自己的賣點是什么？盡管VC仍是一個個人英雄色彩比較重的行業，但對于創業者而言，VC的品牌如何，則成為他們選擇的條件之一。拋開共同的“美元”之外，VC之間的不同何在？“我們的合伙人都有過企業管理經驗”、“我們對產業鏈更了解”、“我們更能為企業提供跨國的合作資源”等等，所謂VC的增值服務開始成為VC宣傳自己的重點。“以前VC說我們不只是錢，更是服務，都是空話，現在是真要這么做了。”一個新基金的投資人深有體會，VC的競爭已經非常激烈，他正在絞盡腦汁給自己的基金想個賣點，并試圖通過媒體宣傳給創業者。
盡管目前在中國的VC數量又達到新的高峰，但無論是外資基金、人民幣基金，VC行業都要靠業績說話，靠業績打造招牌，靠招牌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獲得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講，VC已經開始進入淘汰賽。
VC兩大趨勢
投資本土化和“摘夠得著的果子”是2008年的兩大趨勢。
李娜/文
進入2008年，VC行業的兩大趨勢會表現得更加明顯。本土人民幣基金會趨于活躍，基金的出資人(LP)階層也會越來越多元化，風險投資的融資、投資、管理、退出將會全部在國內實現；另一方面，VC投資更傾向于“摘夠得著的果子”，和消費市場相關的中后期項目爭奪會更加激烈，而隨著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飽和”，VC“下鄉”的趨勢將不可避免。
投資本土化
項建標的工作時間，有1/3是在公司對面的一家連鎖咖啡館中度過的。地處杭州市CBD中心，這家連鎖咖啡館在上下午的任一時段，都坐滿了促膝而談的人們，不時傳來的聲音中，最多的詞匯便是“項目”“股票”“投資”等等。在浙江，有錢而不投資簡直是一件太讓人鄙夷的事情，要么投資房產、股票，要么投資雞血石、字畫、礦產什么的，而時下最為時髦的就是風險投資了。項建標便管理著浙江本地一家名叫紅鼎投資的人民幣基金，其基金的投資人為當地的民營浙商。
“現在VC都要繞著浙江走。”這是一家外資VC投資人半開玩笑的話。言下之意，就是浙江的錢太多了，現在各大企業基本上都在自己做創投基金，比如浙商創投就是由喜臨門集團、傳化集團等12家浙江名企創立，浙江萬向、雅戈爾、杉杉、中大等企業都在做創投業務。不僅如此，隨著國內證券市場的改革以及對創業板推出的強烈預期，各路資金都開始涌入風險投資領域。一方面外資創投從去年開始陸續嘗試募集人民幣基金，另一方面，本土創投的信托制基金、有限合伙人基金以及政府引導基金、券商、銀行等大量資金都開始進入VC行業。過去10年，中國的風險投資市場向來是外資基金主導，本土基金一直處于“拾漏補缺”的位置，從未登上舞臺中央。從投資金額上來看，2007年外資基金投資占了79.5%的比例，本土基金只占了16.3%。
如今，本土基金似乎正在迎來崛起的良好契機。中國的風險投資市場在經歷了10多年的培育后，各種環境已經在悄然發生變化。當年風險投資以其“兩頭在外”即融資和退出都在境外的模式，被認為是最國際化的產業。而伴隨2005年外管局“75號文”以及2006年商務部的“10號文”等政策的出臺，外資VC到國外上市的道路越走越難，至今仍沒有一家外資投資的項目被批準海外上市。鼓勵中國企業在境內上市，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大趨勢，因此，相比受政策限制較多的外資VC，以人民幣投資的本土基金將更快做出反應。
風險投資已經成了老百姓街頭巷尾、茶余飯后的談資，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也是讓人喜憂參半的事情。“有資金而無管理能力是目前本土基金的最大問題。”項建標說自己總有這種“不合時宜”的擔憂。由于中國本土基金的出資人多是以企業為主，往往不能忍受股權投資正常的投資回報周期，賺快錢的意圖明顯，因此，準上市項目搶奪激烈，多是通過拼價格、拼關系的惡性競爭拿項目。另外，基金的出資人時常會做出“越位”行為，試圖直接參與管理，以至于基金的管理團隊獨立性不夠。而由于專業的基金管理人才仍大多為海歸背景，被外資VC籠絡，本土基金在人才上極度短缺，因此，對于投資項目的專業研究和管理能力較差。這意味著，雖然本土基金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但本土基金在專業性、管理能力、內部機制等方面還與外資VC有不小的距離。
隨著投資、管理和退出環節都在國內實現，融資環節的變化也開始出現。相比國外基金的LP多數為大學基金、退休基金等，本土基金的LP來源還比較單一。盡管短期之內，國內的風險投資很熱，但VC業界普遍認為，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風險投資的總量還是非常小，無法與美國、以色列等國相比。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截至2007年末，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超過17萬億元。“銀行的存款如果有1%～2%流到風險投資，那我們的事業才算剛剛開始。”有VC這樣說。不過，目前政府引導基金力度很大，社保基金的口子也在松動，中國未來一定會出現多元化的LP階層。不過，融資、投資、管理和退出全部在國內實現，只是為本土基金的崛起提供了客觀環境，而非充要條件，本土基金的制度安排、專業隊伍、投資文化甚至投資心態的成熟都仍需要長期的過程。
高科技轉戰高成長
與消費相關、與中產階級相關、與服務業相關的領域，現在都成為了無論是VC還是PE投資的重點。這無疑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投資。很多時候，你甚至很難將這些投資稱其為風險投資。
但1998年，國內的風險投資卻是伴隨著中國互聯網的興起而崛起的。甚至有人說“Dotcom成就了中國的風險投資”。在過去近10年時間里，幾乎所有的VC都圍繞著互聯網和泛IT領域進行投資，頗有硅谷高科技創新的味道。盡管真正意義上的技術創新并沒有太多，但至少Dotcom的出現讓中國有了硅谷這個參照物，技術和模式多是美國的復制版。VC投資的標準也很明確，即是否有對應的美國公司和模式。無論攜程標榜是“中國的Expedia”，還是百度聲稱是“中國的Google”，都是如此。直到分眾傳媒的出現，沒能在美國找到成功的案例，然而隨后帶動的一批“媒體”概念股的熱潮，仍可以參照為“某某領域的分眾”。
繼2005年分眾和百度上市之后，互聯網2.0的公司并未找到明確的盈利模式，在熱鬧了兩三年之后，并未有Web2.0的上市公司出現。與此同時，繼蒙牛、李寧上市之后，無錫尚德、邁瑞醫療、如家快捷、新東方等傳統領域多個行業的領頭羊先后海外上市，掀起了一股TMT向傳統和服務行業投資的迅速轉向，風險投資的行業分布開始多元化。
未來在傳統和服務行業的勢頭仍會加強，并會出現一些新的熱點。從國際大環境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整個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未來會承擔更大的減排責任。國家在節能減排領域的巨大投資，會加速替代能源、新材料、環保服務等領域成為新的投資熱點。據悉，在未來即將開通的創業板，也會重點支持那些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的企業上市。
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在投資者眼中便是巨大的商業機會。除了蒙牛特倫蘇、伊利金典等高檔牛奶外，就連一日三餐的蔬菜、水果、大米等也被貼上了“綠色”的標簽，并賣出了高檔的價格。在這背后，中國的第一大產業農業也有望在未來煥發新的生機，生物農業、科技農業、綠色農業的概念已經開始出現，由于科技等因素的改變，在農業的產業鏈條上，也開始出現新的環節。針對中產階級的服務還有很多，教育、金融服務、健康服務、醫療保健等領域也會相繼成為投資亮點。“每個人消費幾塊錢，這將會是個多大的市場”，面對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這句話成了對創業者和投資者最有吸引力的“真理”。
投資方向從TMT向傳統行業的轉向，也使得投資地域從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開始轉向西安、成都等二線、三線城市，未來“VC下鄉”的趨勢將不可避免。“早期項目風險太大，中后期項目人人搶估價太高，要避免競爭只能到別人到不了的地方了。”有VC感慨。VC會比以往更勤奮，“起的比雞早，飛的比鳥勤”將是VC生活的真實寫照。
創富神話背后
他們證明了一點，在商業世界中失敗是常態，成功是幸運。
成遠/文
過去10年，新經濟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直接的產物就是造就了一批年輕的富豪。丁磊、張朝陽、李彥宏、陳天橋、江南春、馬化騰、馬云、史玉柱等等，其中大部分人在10年前并不被人所知。只是在最近10年，甚至5年迅速完成了巨額財富積累，并進入公眾的視野。
他們被冠以“數字英雄”的前衛稱號，獲得無數年輕人的崇拜；盡管他們中也有不少人由于所處的行業特點以及獨特的商業手段而遭遇輿論的詬病，但后來者仍然將他們視為“互聯網教父”、“營銷狂人”等。他們頻繁活躍在鎂光燈下，并在各種熱播的創業節目中，扮演創業者導師的角色。偶爾的社會批判對于他們就好像明星的緋聞，絲毫不會影響其聲望，反而令其更加出名。
財富幻覺
“當年陳天橋剛做網游賺了錢，我們看他胖胖的，雙頰紅紅的，奚落他像個暴發戶。現在陳天橋侃侃而談游戲產業的未來和盛大的戰略。聚光燈和閃光燈下的他，依然胖胖的，雙頰紅紅的，但頭上多了個財富的光環──納斯達克多少市值和多少億美元身價，在你心里就感覺他不一般了，是仰望了。”某網站總編如此自嘲。
不僅僅是仰望，人們甚至開始不由自主神話這些創富群體的經歷，并將其符號化，而有意無意中忽略了真實曲折的商業過程以及其中的運氣成分。
馬云在衛生間6分鐘搞定風險投資的故事被奉為經典，而且日后還經常被其他人借鑒演繹。人們再也不記得1995年那個四處碰壁的馬云了。央視有一個新聞紀錄片記錄了馬云1995年的一天，那時他剛開始做互聯網，乘坐公交車晃蕩一天，四處碰壁。當時人們根本不知道互聯網是什么，也聽不懂這個背著厚厚的便攜電腦，四處拜訪的怪人到底在說什么。
作為目前國內最成功的互聯網公司之一的騰訊，早年卻險些遭遇并購。“聯眾曾經打算買下QQ做在線玩家的聊天工具，兩邊基本都談成了，聯眾董事會又出現了意見分歧放棄了。如果談成了，不知道今天還有沒有騰訊，至少互聯網格局會不一樣了。”資深互聯網人士謝文回憶說。更有人這樣分析說，騰訊之所以有后來的成功，就在于當時怎么賣都沒賣掉。
盡管后人通過著書立作等各種途徑，總結了一系列先知先覺式的成功經驗、創業秘笈等，但在當時歷史進程中的每一步卻帶有極大的偶然性。一次收購與被收購的成功與否，往往直接決定了企業未來的走向，而收購本身則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分眾傳媒的歷史更能證明這一點。江南春并非先天運籌帷幄的資本高手，事實上，在分眾歷史上，不得不說有很多幸運的成分。2004年年底，凱雷宣布注資1500萬美元給聚眾，分眾面臨從未有過的資金壓力，如果分眾的第二輪融資沒能及時到位，就有可能被聚眾翻盤。而在分眾收購璽誠的案例中，直到消息發布的當天，江南春仍沒有絕對把握能做成這個案子。幸運的是，盡管分眾錯失了很多機會，但在關鍵戰役上都贏了下來。因此，分眾今日的盛況，相信是包括江南春和分眾團隊很多人在早期都很難料及的。
很多時候，人們對商業的認識都會被財富光環和巨大的公司市值干擾，從而產生眩暈的幻覺。事實是，在巨大的成功背后有更巨大的失敗墊腳，失敗才是創業的常態。在人們熱衷于探究財富背后提煉出來的商業模式等抽象概念時，不應該忽略這些創業者曾經歷的一系列嘗試、摸索和失敗，盡管那可能是在10年前。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幸運者。
創新的動力，阻力？
在新經濟中創富的這些群體，普遍帶有創新的基因。這使得他們在過去10年，迅速跑在了時代前列。但創新卻并不是一個靜態的邏輯或模式。
新華社記者凌志軍回憶自己曾經在清華創業園A座302房看到的混沌初開的畫面： 38家公司擠在這里，每個公司占據一個小方格，在通常鑲嵌員工姓名的地方，貼著公司名稱。電腦后面坐著的人都很年輕，身兼老板、會計和銷售全部職位，因為是公司的唯一員工。花500塊錢就能在這坐一個月，通常都不會超過半年。凌志軍說：“很多人失敗了，但是總會有人成長起來，擴大隊伍，搬到樓上更大的辦公區……他看到了勇氣、智慧和激情，看到了新生和死亡。”如果尋找中國商業精神的典型象征，那這副畫面無疑應該入選，它就像惠普公司誕生的車庫一樣，能說明一切。
但是，現在很少有人像描述“A座302房”那樣看待創新，而更多的是講商業模式。在最強調商業模式的互聯網領域，創新其實也不是那么簡單的“第一”或“首創”。Google并不是最早做搜索引擎廣告的，分眾傳媒是不是第一個做樓宇視頻廣告的爭論也已經不重要，只是在他們向廣告客戶、VC和公眾投資人講述故事的時候才有價值。這些關于商業模式的故事，在最早只是他們把100說成150的有利工具，對于盲目投資的人，談商業模式幾乎是一種情緒化的語言，但效果明顯。
哈佛商業史教授錢德勒曾說過，當IBM通過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分銷計算機而進行第二次轉型時，市場上有200家克隆企業，其中包括1984年建立的戴爾，但最后存活下來的只有戴爾。這一歷史證明，戴爾直銷模式并不是其存活下來的主要原因，而是戴爾多年來執行了有效的戰略，重建了生產模式并向消費者開放了新的渠道。事實也證明戴爾并沒有死守直銷模式。真實的商業永遠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沒有什么靜態的邏輯和模式是可以永遠奏效的。
另一個問題是，這些依靠創新而創富的群體，在未來10年還會是創新的繼續領跑者嗎？很多時候，這些已經成名的擁有巨大市值的前任創新者，往往又會轉變成為創新的扼殺者。因為既得利益抑或恐懼，財大氣粗的大公司有機會收購弱小的初創公司，然后解散它，或者用其他方式對其進行打壓。正如在硅谷，有無數人在使用微軟，但也有無數人憎恨它一樣，國內互聯網初創公司們普遍對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公司懼怕。珊瑚蟲版QQ作者的官司，以及史玉柱給網游產業帶來的“新規則”，都引起了更多人的反思，人人都能參與互聯網的夢想正在被大公司終結。
長期觀察硅谷的美國作家布朗森里曾說，互聯網經濟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技術和智慧，而是人人都能參與并有望獲得成功：貝佐斯的Amazon只是通過網絡賣書，楊致遠的Yahoo！只是給人們提供網站地址條目，巴提亞的Hotmail也不過是開始提供免費的E-mail，夢想舞臺的成功標準，并不需要特別高的聰明才智。
但正是這些互聯網巨頭的成功和擴張，使得更多的商業計劃書從一開始便遭遇這樣的質問：“如果騰訊也來做，你怎么辦？如果百度來做，你怎么辦？……”很多人開始驚呼：互聯網行業的創業機會越來越少了。
商業計劃書、VC、上市、成名，在過去10年，第一批新經濟創富群體的成功路徑，在未來的10年，依然還會繼續，不同的是，隨著第一波互聯網巨頭的誕生，也提高了后來者創業成功的門檻。如何在夾縫中創新，后來者還要繼續摸索。
電信監管“風雨”10年
時至今日，電信市場的監管依然困難重重。
李云杰/文
1998年，信息產業部掛牌成立，中國電信業實現“政企分開”。“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政府成為真正的政府，此時，政府才開始思考電信監管政策，真正的監管才開始。”而剛剛成立不久的信息產業部在監管策略方面“一出手”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驗。
現在還有很多人對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因為2000年單向收費引起的“股市風波”記憶猶新。1998年和2000年，單向收費已經兩次被提到日程，當時單向收費的消息傳出后，引起中移動和中聯通在香港股市的大跌、港股電信股市值巨額蒸發，而風波最終以當時的信產部部長吳基傳在香港承諾“單向收費兩年內不動”而平息。這一風波當時被稱為“吳基傳金口救市，一句話值1400億港元”。
今天再回頭來看那場“股市風波”，電信分析人士項立剛認為，“政府也有個思維轉變過程，”當時信息產業部剛成立不久，對自己的定位和擔負的責任想的還不夠清楚。“而且信息產業部內不少人是從運營商中出來，有‘運營商情結’”，所以，對運營商在股市上表現不好有很大的壓力。”其實，股市下跌不是信息產業部的責任，原則上也不需要信息產業部出面 “滅火”。
如果說在面對“股市風波”時電信業監管者們還缺乏經驗，經過這10年的“風雨歷程”，現在的電信監管思維已經從摸索走向成熟。從英、美等國的電信發展演化過程看，盡管這些國家的電信監管“啟動”更早，歷程更長，但最后幾乎都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逐步加強，再到放松管制的過程。而有專家認為，我國電信市場化起步晚，但規模大、發展快，所以“在政策制定中要比國外考慮得更多，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
角色轉變
在不少公眾眼里，電信監管部門多是站在運營商立場上的。事實上，由于受到多種因素制約，電信價格的形成始終不是由市場來決定。1998年和2000年兩次被提上日程的單向收費，因為引起了中移動和中聯通在香港股市的大跌而未能實行。“可以說，最后監管部門還是站在了運營商的立場上了”。直到2002年底，“兩年期限”已過，手機單向收費的問題才再次敢于浮出水面。
2008年年初，移動通信漫游費下調方案在大家關注和期待中出臺。盡管出臺前后爭論頗多，但最終方案還是獲得了不少贊許。有位網友評價“這次漫游費的下調，比我最初設想的方案還要低，也比我預期的效果要好。”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資費調整過程，如讓普通老百姓參與國家發改委聯合舉行“降低手機國內漫游費上限標準”聽證會等，首次讓公眾參與到資費改革方案中。最后“輿論及其各方的影響已經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政府相關部門的最后決策。”有專業人士分析說。
“從最近的漫游費調整看，政府這些年越來越能夠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了。”項立剛認為，而電信資費改革也確實是普通老百姓最為關注的“民生問題”。監管部門能否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在讓手機用戶受惠的同時，也能確保通信業的協調發展，成為改革成敗的關鍵。“從幾次大的資費調整的變化看，監管部門在權衡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利益均衡方面越來越‘老到’，監管方式上也有創新。”
初期的很多產業政策明顯傾向于維護產業和運營商的利益，比如，最早期的資費定價，是被嚴格管制的，不僅管漲價而且也管降價。這樣做，也是為了維持公平競爭原則，以防止出現“一放就亂”。在過去幾年的電信資費改革里，政府定價已經漸漸向企業自主定價轉變，政府實行上限管理，但套餐的推出都要經過審批，“核準制”只是將來的目標。“保證消費者權益，促進公平競爭”是監管永恒的主題。在項立剛看來，今后監管的角色將更加清晰。一是保證市場上有足夠多的運營主體在競爭，二是促進運營商采用新技術、新業務，促使整個產業保持成長，另一方面，則是要充分保證消費者利益。
永遠的博弈
在面對技術和市場的變化時，電信監管常常會感到左右為難。 現在，大家對IP電話已經很熟悉，但10年前，IP技術還是“新興事物”，如何對待這樣的新興事物和“事實業務”，讓相關部門很是頭痛。
10年前轟動一時的福州陳氏兄弟IP電話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1997年，福州的陳氏兄弟利用互聯網經營IP電話(網絡電話)業務，因為搶了當地郵電局的長途電話“生意”，而被該郵電局以“經營非法電信業務”為由告上法庭。此案一出，立刻引發了激烈爭論。當時，國家已有的關于電信經營法規和行政規章都是在IP電話開始運用之前制定的，顯得有點跟不上時代發展需求了。
即使從今天看來，陳氏兄弟案在當時發生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該案開辟了IP電話技術市場化的現實通道——助推了IP電話納入正規的監管體系，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它對監管如何適應新技術發展提出了考問。
“IP電話”勢不可擋，但基礎電信運營商并不歡迎這個“入侵者”，因為它會沖擊運營商的既得利益——IP電話大大分流了長途電話業務收入，并極大地拉低了長途通信資費。所以，這個“新事物”一開始是遭到運營商抵制的，但是用戶歡迎，因為通話資費非常低，那么監管者該站在誰的立場上呢？
現在，P2P、VoIP和IPTV等新的通信業務都可能遭遇與“IP電話”同樣的監管難題，層出不窮的新技術，讓監管機構曾經劃分的明確界限變得模糊，也給監管帶來了難度。“對技術的利弊和趨勢判斷是非常復雜的問題，需要監管部門來權衡判斷。”項立剛說，“在全世界都在上3G時我們沒有上，我覺得是合適的，在趨勢不明朗之前，我們適合去觀望。”
這幾年炒得很熱的VoIP，仍處于監管“盲區”。在項立剛看來，監管部門“按兵不動”也是全方位考慮的。項立剛認為，不但有通話效果方面的問題，政府更要多考慮成本和目前市場情況，畢竟，目前我國寬帶用戶才1500萬左右。
“如果單從老百姓的角度，TD-SCDMA不一定是最有利的，但是利于產業和國家發展，如果TD-SCDMA做成功了，最終也會讓老百姓受益，因為我們中國的標準，不用高價進口國外的設備，支付給跨國公司昂貴的專利費，最后可能既利于產業又利于消費者，兩方面實現統一。”實際上，技術、市場和監管之間的角力永遠都會存在，如何在多方博弈中進行平衡取舍，一直是對監管的考驗。
難破體制藩籬
“無論多么先進的技術，一旦碰上體制性障礙，也常常顯得非常無奈。而在3G時代這個問題尤其突出。”有業內人士指出。
IPTV就是一個例子。據UT斯達康的一位負責人介紹，自2003年UT斯達康正式立項IPTV開始，推動IPTV商用項目的歷程可謂關卡重重。“2005年之前我們能不能上IPTV，要看廣電總局的態度，之后IPTV能不能在全國推廣，我們又要看多個地方廣電網絡公司的態度。我們每天都在不停地跟廣電部門溝通，做說服工作。” 因為廣電、電信的沖突，一些初步運行的IPTV業務被迫停止。如2007年8月，北京網通開通的寬頻空間3個月后便基本停頓，主要是由于廣電部門認為該業務屬于IPTV業務，而北京網通因為沒有和擁有IPTV牌照的內容提供商開展合作，該業務因此被叫停。
從全球范圍來看，三網融合、一網三業已成為行業潮流。從上世紀末開始，國內就不斷有專家提出要將廣播電視網、電信網和互聯網這三張網合成一張網，從而優化資源配置，打破新技術應用的行業壁壘。但數年以來，三網融合幾乎沒有任何進展。對于三網難融合的問題，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總工程師韋樂平去年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表示：“部門利益、部門權利正在阻礙融合的實現，這是一個活生生的‘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典型案例。”
融合是3G時代的特征，不僅是行業內的融合還是跨行業的融合，而這些問題也將給電信監管提出更大的挑戰。3G以前的時代主要業務是語音，監管主要考慮的是網絡公平競爭問題，而現在3G時代，傳統電信已走到盡頭，大量新業務不斷出現，很多業務有內容的問題，有意識形態的問題，有文化的問題，有關系經濟發展的問題。而其中很多業務，電信監管是沒有權限的。如涉及互聯網和IPTV內容方面的，目前電信監管部門都無權管。“這就需要各個部門的協調，考驗的是監管之上的問題。因為目前還沒有相關的法規保證，《電信法》遲遲難以出臺。”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傳出消息，信息產業部將與國信辦、國防科工委及發改委部分職能部門合并，組建工業和信息化部，而隸屬于廣電部門監管的有線網職能，并沒有實現人們所期待的納入其中。在聽到這個傳聞后，一位長期關注三網融合的業內人士嘆息地說：“徹底理清電信和有線網的沖突又要遙遙無期了！”
據項立剛推斷，在整合后的工業和 信息化部下不久將會成立一個獨立的監管機構。但是，他認為，廣電部分是屬于意識形態方面的，融合還要有個過程。-
平民化大行其道
電信業10年，是一個“曲高和寡”到“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轉變過程。
吳穎/文
水清木華的電信研究部總監沈子信最近的研究對象的價格，是從兩年前的800元下降為300元的低價手機。電信的平民化趨勢是預料之中的事情。不過幾年前，促使沈子信進入電信行業的很大原因卻是那種“高端感受”：上世紀90年代初，花了將近6000元初裝費，等了一年后，沈子信家擁有了第一部體面的固定電話，放在了家里最顯眼的地方，中學的時候，沈子信第一個擁有了讓同學艷羨萬分的數字尋呼機，2000年，沈子信又花了5000元買了一部西門子手機……畢業后，沈子信進入電信咨詢行業，研究方向是電信應用和終端，隨著時間的推移，沈子信發現他的工作并不是讓電信服務的使用者感覺體面，而是如何讓用戶享受更多、更廉價的業務。現在的沈子信已經非常肯定：“這是一個技術高端化，但業務平民化的行業。”
沈子信的感受代表了很多普通人的認識過程。過去10年，是中國電信行業狂飆突進的大發展時期，通信開始真正與每個人息息相關。1998年，中國的電話用戶數為1.12億戶，其中固定電話用戶8743萬戶，移動電話用戶2500萬戶。10年后的2007年10月，中國電話用戶總數已突破9億戶，其中固定電話用戶約3.71億戶，移動電話用戶則超過5.31億戶。
10年前，手機還是少數有錢人的專屬，甚至一度被認為是奢侈品，而現在手機的滲透率已經超過40%，在北京等大城市甚至達到了100%；10年前，一部手機動輒上萬，少則幾千，能夠選擇的品牌也只局限在諾基亞、摩托羅拉等幾個國際大品牌，現在幾百元錢就能買一個外形時尚、功能強大的手機，本土手機品牌更是多達幾十個；10年前，通信的概念僅僅是通話，現在我們已能夠通過電話讀書看報、聽音樂、玩游戲。
回望過去的10年，以前高高在上的通信開始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每個點滴之處，沈子信認為：“這一徹底轉變的驅動力其實并不復雜，一個是電信資費的不斷調整，另一個全民移動通信時代的到來。”
資費一路向下
2008年2月，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8.7%，創下了12年來的新高，不過，在一片“漲價”聲中，電信資費卻是一路向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1～10月，各大類消費品價格都在提升，只有交通和通信類價格在下降，其中通信價格下降了18.4%，成為降幅最大的行業。
2008年伊始，在通脹壓力下，一場關于漫游費降價的聽證會引起了廣泛關注。雖然最終的降價幅度并不是很大，但再次證實了未來電信資費將會不斷下降的趨勢。不久前，信息產業部部長王旭東說：“2007年，電信資費總體水平比上年下降13.6%，5年內下降了53%，電信資費市場化的機制已經形成。”電信資費就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的是整個電信行業的技術升級、市場競爭格局以及改革方向。
電信資費持續調整的直接原因是競爭格局發生了根本改變。1999年，成立一年的信息產業部開始了對中國通信業格局大刀闊斧的重構。在這一年，中國電信拆分重組，先后成立了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和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至此，由壟斷走向市場化的運營體系開始運行。
電信業從壟斷走向競爭的過程中，必須要對電信資費進行有升有降的結構性調整，在中國也不例外。1996年、1997年、1999年和2001年，我國先后進行了5次電信資費的結構性調整，核心是降低國際及臺港澳電話資費水平、降低長途電話資費水平、降低出租電路資費水平、降低因特網業務資費水平、降低農村電話費支出、適當提高市話資費水平、降低電話初裝費和附加費收取水平。
從2002年以后，電信資費逐步向市場化過渡，政府開始下放電信業務的定價權。2005年，信產部、發改委聯合發出通知，向國內6大電信運營商鄭重承諾，主管部門只對部分通話費實行資費上限管理，其余由各運營商自行制定，這徹底改變了以前資費完全由政府決定的機制，電信資費開始向市場化定價過渡。果然，“上限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價格戰的“催化劑”，最近兩年全國范圍內的電信資費大戰愈演愈烈，雖然也蘊涵了一些隱憂，但資費的良性競爭，卻一定能為用戶帶來更多的實惠，從而進一步促進整個產業的發展。最近兩年，每年新增的移動用戶都超過了1億戶，資費的持續下調是重要原因之一。
電信資費的改革必然伴隨著國內電信體制的改革與市場的發展。隨著電信運營商重組和3G的到來近在眼前，新一輪的資費改革將會不斷深化下去。電信業務正在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越來越多的人需要更多更廉價的電信服務。
移動壓倒固定
過去幾年，中國電話用戶規模不斷創出新高的最直接原因是移動電話用戶的強勁增長，電話被裝進了每個人的口袋，隨時隨地影響人們的生活，移動通信時代開始到來。我國移動電話用戶增長到1000萬戶用了10年時間，從1000萬戶到1億戶用了不到4年時間，從1億戶到2億戶僅用了1年左右的時間。2003年10月，我國移動電話用戶數首次超過固定電話用戶數。而最近兩年，移動電話用戶數更是以每年1億戶的規模激增。到2007年10月，移動電話用戶數在電話用戶總數中所占的比重達到58.9%，與固定電話用戶數的差距拉大到近1.61億戶。
除了資費不斷下調之外，終端價格的大幅下降也是移動用戶迅速增長的驅動力之一。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擁有幾十個品牌的手機。雖然在與洋品牌的較量中，本土手機節節敗退，但不可否認的是，國產手機的興起，使得手機告別了高價時代，對于移動通信低收入人群和農村市場的拓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移動通信迅猛增長的同時，固定電話業務卻呈現出了整體下滑的態勢，同樣因為廉價而大行其道的小靈通雖然被定位于無線市話，曾一度延緩了固網運營商業績的下滑，但移動取代固網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并且正以驚人的速度不斷發展。2007年11月，四大運營商的運營數據顯示，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用戶數分別增長了651.7萬和139.7萬，而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的固話用戶分別減少了75萬和76.09萬，雖然減少的大部分是小靈通的用戶，但固定電話用戶增長乏力卻是不爭的事實。
移動通信對固網業務的替代也進一步拉大了移動運營商與固網運營商之間的經營業績。2007年前3季度，中國移動的營業收入為 2584.65億元，同比增長21.5%；中國聯通的總營收為741.23億元，同比增長5.5%。相比之下，兩家固網運營商的業績只能用慘淡來形容了。中國電信前3季度收入1312.20億元，同比增長2.8%，；網通剔除初裝費收入為610.25億元，同比下降3.2%。
移動通信的繁榮成就了中國移動的崛起，現在的中國移動是全世界用戶規模和網絡規模最大的電信運營商，還是全球市值最高的運營商。在中國，中國移動1家的收入幾乎是另外3家的總和，利潤更是超過另外3家的2倍還多，已經逼近絕對市場壟斷。中國移動“獨大”的市場格局也成為引發中國電信行業下輪變革的最大變量。
移動通信對固定電話的替代是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互聯網被搬到手機上的趨勢越發明顯，這種替代將更加無法逆轉。但無論如何，固網業務也不會被徹底取代。包括無線、固定、語音、數據業務的融合網絡將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在這張融合的大網上，固定網絡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過去的10年是中國通信產業發展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10年，技術升級、體制改革、電信重組，而這一切變革的最終結果是，使得通信變得異常廉價，并成為每個人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變量”到“常量”
10年前以變革姿態出現的互聯網，正在成為被傳統行業充分吸收的基因，爆發出更大的能量。
杜晨/文
PPG的對手是雅戈爾和杉杉，戴維尼的勁敵是周生生與謝瑞麟，京東商城瞄準的是國美及中關村，窩夫小子要和好利來爭奪同一個市場，淘寶正在和所有的大型百貨公司較勁……這些在最近一年間躥得飛快的、以互聯網作為渠道的“輕公司”，正在以激進新銳的方式挑戰傳統零售業。而且，它們并不是單槍匹馬在作戰，而是在各行業中都以群體的力量出現。
再來看清科公司的一組調查數據，2005年到2007年，VC在泛IT領域的投資比例由60.3%下降到了42.5%，而在傳統和服務行業的比例則由26.3%上升到了30.6%。風險投資在泛IT領域的投資不僅減弱到一半以下，而且還有逐步下降的趨勢。
這兩組數據的變化，不僅體現了VC投資領域的轉向，更深層次傳達了一個趨勢，即互聯網或IT正在由當初革命性的新生“變量”，逐步被消化為各行各業的“常量”，互聯網和傳統行業正在實現融合，并已經爆發出更大的能量。
變量
早在10多年前，互聯網帶給人們的是前所未有的震撼。1994年秋天的一個周末，在Oracle總部大樓里，季琦和他的同學第一次感受到了互聯網帶來的前所未有的體驗。當他們通過雅虎的搜索引擎，在頁面上看著緩慢出現的搜索結果時，季琦感到極度興奮，這東西太神奇了！那時的雅虎剛剛起步。
“當時直覺告訴我，這是一個能夠給人帶來巨大機會的事物。這種判斷，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互聯網的發展，在我的腦海里變得日益明確、清晰和牢固。”季琦這樣回憶在美國最早接觸互聯網的體驗。
時間來到1998年的7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了第二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當年的6月30日，中國共有上網計算機54.2萬臺，上網用戶117.5萬人。在全世界的范圍來說，這些數字仍顯得微不足道。
然而就是這一連串微小的數字，卻最終激發了各種背景的年輕人到中國淘金。季琦和他的朋友在1999年創立了攜程，日后成為中國最大的在線旅游服務公司。1998年前后的一兩年中，一批滿懷激情、充滿野心、富于侵略性，并懷有互聯網夢想的年輕人，先后在中國建立了名為網易、新浪、搜狐、盛大、騰訊、阿里巴巴等等如今已耳熟能詳的商業公司。這些公司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利用互聯網來做各樣的生意。
互聯網以其革命性的力量和創新者的姿態，締造了一個新世界，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新興的行業，并成為中國商業圈里的一股新勢力和最大的變量之一。10年過后，這撥充滿激情夢想的年輕人都已步入中年，他們中的很多如張朝陽、丁磊、陳天橋、馬云、馬化騰等都完成了從創業者到管理者的轉變，互聯網帶來的新世界也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在他們與更多同伴共同的努力下，中國互聯網上的內容與應用也在這10年中飛速增加，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用戶移民到互聯網的新世界之中。2008年最新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已經有了2.1億的網民，其中寬帶用戶就有1.63億人，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的互聯網市場。
常量
“對我個人而言，一直不存在是否要做互聯網這樣的決策取舍，而是如何找到一個合適的切入點去做。”在這種思考下，季琦選擇了用互聯網改造龐大的旅游服務市場。盡管攜程是以互聯網的概念登陸納斯達克，但本質上它卻是個傳統生意的公司。
如今，這樣兼具互聯網和傳統行業雙重基因的公司越來越多，無論是當年的攜程還是如今的PPG等輕公司，都證明了被改造了的傳統行業仍然會具有很強的增長潛力。這意味著，互聯網越來越滲透到傳統行業，并被逐步消化。
10年前，互聯網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工具，10年后，互聯網擁有了類似“電”一樣的能量，它已經由一個“變量”成為很多傳統行業的“常量”。借助這個力量，傳統行業如軟件、出版、零售、教育、醫療、金融甚至制造業，都開始表現出更強勁的增長速度和更具想象力的未來空間。
可以看一看這些年在淘寶上發生的一切。自2003年淘寶創建以來，在淘寶上成交的商品金額每年都以超過100%的幅度遞增，在2007年淘寶通過第三方支付工具支付寶測算到的交易總額是433億元，這個數字是沃爾瑪在華銷售額(150億元)的近3倍。而淘寶這個平臺從最初的C2C也已演變為了一個擁有各種商業形態的網上零售商圈，吸引了眾多線下的零售商參與其中。這個時候僅僅還把淘寶看成一個網絡個人交易平臺的話就顯得過于狹隘了。因為在中國這個制造過剩、消費崛起的環境下，淘寶的存在無疑是給了眾多傳統公司一個啟發，那就是可以利用互聯網提供的新型渠道來做生意。這給運用傳統模式做生意的公司帶來的沖擊是巨大的。
互聯網對傳統的改造在于減少了中間環節，縮短了供求之間的距離，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有傳統企業銷售的方式。同時信息的雙向溝通與需求預測，讓傳統的企業可以組織有效生產，政府也可以通過互聯網將市場、企業和個人聯結起來，方便地進行宏觀與微觀調控。在互聯網上，可以創造出新的需求，以新需求推動新供給，再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形成良性互動的循環，推動了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從而延長了經濟擴張期，減小了經濟波動的幅度。
分別看一下美國eBay和中國淘寶上熱門產品的種類，也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eBay上的前三大熱門產品是DVD、CD及視頻游戲軟件，而在中國的淘寶上，2007年占據前三位的則是服飾、手機與化妝品。由于中國過剩的制造能力，使得中國的商業競爭相比別的地方要更加激烈與殘酷，通過什么樣的手段來獲得現在甚至未來的市場，這對任何一家公司來說都是最致命的首要問題。以服裝業為例，PPG的出現讓傳統公司報喜鳥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迅速上馬了為互聯網新渠道打造的“寶鳥”項目。這種高效率也說明了傳統的服裝公司在輕渠道銷售模式的蠱惑之下不得不開始變革。
輕基因
企業的變革總是需要某種推動力，在服裝業甚至其他更多的傳統行業，這個直接的推動力實際上不是來自早已出現的互聯網技術，而是由于它們生存的環境被結合了新技術的闖入者擠壓，現實的生存壓力不得不促使它們開始被動變革。而那些資本的持有者，也愿意給那些看似離經叛道的闖入者以彈藥的支持，讓他們運用技術從低成本的渠道切口進入，繼而去整合中國龐大市場上那些分散的行業。
可以說，在今天，互聯網的深化最終改變的是一個商業生態，而互聯網等技術也成為了企業生存下去必備的一種“基因”，我們把它稱為能使傳統公司變得更加“輕靈”的“基因”，它們驅使著傳統行業不斷地提高運轉效率并產生更高的附加價值。
“互聯網領域已經沒有機會了。”在互聯網原始機會被早期創業者分食時，現在的投資人與新一輪創業者，都在對互聯網領域里會產生何種新機會下了悲觀的論斷。但事實上，當互聯網原始機會喪失后，互聯網也已經從“變量”轉為了“常量”，這時，吸收了互聯網精華的傳統行業正在爆發更大的機會。要知道在2007年，中國的消費品零售總額就有8.9萬億元，淘寶只在這個數值中占到0.49%，而那些擁有“輕基因”的公司們，瞄準的也正是這個龐大的數字。
中國新經濟演進路線
循著新經濟演進的軌跡，你也許能找到下一個機會。
杜晨/文
10多年來，中國的新經濟從無到有，積聚了眾多的資金與智慧，也成了各種新技術、新應用與新商業模式的試驗場。
可以把新經濟理解為架構在電信與移動物理網絡之上的服務型經濟，在此之上開展的服務類型，取決于電信與移動網絡基礎建設的成熟度。成熟度越高，融合的服務也就越多，反之亦然。
在新經濟的早期，提供基礎設施服務的技術型公司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比如在傳輸、存儲、軟硬件提供、處理器芯片等各領域有獨家技術的公司都會有不錯的銷售。在中國，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就是亞信與UT斯達康，它們為電信運營商提供IT解決方案及服務，這些服務中包括為電信運營商架設骨干網，提供如計費、客戶關系管理等業務支撐系統。亞信也是最早一批登陸納斯達克的中國公司。
隨著運營商不斷的網絡升級，更多的服務開始自發生長。衡量物理網絡成熟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帶寬，其中一個被無數次提及的比喻就是，修一條足夠寬廣的公路，在上面跑各種各樣的車。這里寬廣的公路指的就是電信與移動網絡的帶寬，車指的就是應用服務。
在早期帶寬有限的情況下，新經濟最先提供的服務是文字信息，這使得媒體及出版業最先受到了沖擊，其成熟的廣告模式也方便地嫁接在了互聯網上。然而海量的信息同時使得人們獲取信息的成本加大，這時搜索引擎開始發揮強大的功用，并逐漸成為信息價值鏈上的控制者，當然，它采用的盈利模式也還是廣告。隨著帶寬的增長，在信息服務中逐漸加進了圖片及音視頻，各類與此相關的服務也開始茁壯成長。
由于電信與移動的網絡具有雙向的特性，所以實時的交流溝通也是重要的服務之一。從最初的電子郵件演化成即時通信，隨后在此之上又逐漸增加了音視頻通信，企業級的視頻會議系統也就有了極大的商業價值。2007年4月思科斥資32億美元收購網絡會議軟件供應商網訊(WebEx)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在滿足了用戶基本的信息和溝通的需求之后，娛樂成為互聯網上最強勁的需求板塊。對娛樂的需求除了音樂和影視內容之外，網絡游戲是獨創的模式。通過代理國外的游戲起家，中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網絡游戲陣營，其中已有超過7家公司在香港及美國上市，同時國內還有更多的公司在此間尋找機會。網絡游戲很好地解決了盜版的問題，所以可以直接向用戶收費，不過，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時長收費的模式也逐漸演變為道具收費的模式，并且游戲運營巨頭們也開始嘗試將廣告引入其中，挖掘游戲中潛藏的商業價值。廣告模式在經歷了門戶廣告、搜索廣告，開始逐步進入網游廣告的新大陸。
在信息、溝通、娛樂的需求之上，互聯網開始滿足商務需求。通過雙向的渠道來改變原有傳統商業世界里所有做生意的模式，是今天正在發生的巨變。由于傳統產業與新經濟形式在不斷融合，所以這里的生態環境會更加復雜，價值鏈在不斷發生變化，細分市場不斷增加，新產品、新領域層出不窮，有的可能只是曇花一現、轉瞬即逝，有的則可能最終成為一個新的產業。這就需要傳統產業在技術的入侵下要有開放的心態，敢于嘗試新的變化。所幸，我們已經看到具有成本優勢的中國制造已經在與之結合了，在這里面一定會產生更多的新機會。
而那些在互聯網上嘗試如何組織人與人之間新型關系的創業公司們，他們的摸索也會為未來的商業環境增加新的元素，并通過對“社交”這種構成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的演化，進一步推動新經濟向傳統世界的無限接近，從而帶來商業層面更大的變局。
新經濟的探索還沒到盡頭，這才剛上路呢！